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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田寺，人們告訴他原團防局長湯峻巖等自民國二年以來就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殺的竟是兩個無辜的乞丐。

在湘鄉縣，農會幹部彙報，有個大土豪逃到長沙，到處攻擊農民運動，說“那些一字不識的黑腳杆子，翻開腳板皮有牛屎臭，也當了區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弄得鄉里不安寧”；留在鄉下的小劣紳怕打入另冊，卻願意出十塊錢要求參加農會。

在衡山縣白果鄉，人們告訴他，農會掌了權，土豪劣紳不敢說半個“不”字；婦女們也成群結隊地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長老爺也只好聽便。也有壞訊息：當他到衡山縣城時，得知縣監獄裡竟關著一些鄉農協委員長和委員。

在醴陵縣，農民告訴他，有個諢號叫“鄉里王”的土豪易萃軒，最初極力反對農協，後來又低頭作揖，給鄉農會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兒子送到何鍵的部隊裡去。毛澤東還在醴陵見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羅在這裡擔任中共的縣委書記。

在許多地方，他還看到農會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給他們戴高帽子游鄉，甚至槍斃罪大惡極之徒；在經濟上打擊地主，不准他們加租加押，不準退佃；還推翻了過去維護封建統治的都團機構，人們談論都總、團總，都說：“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菸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這些新鮮活潑的生動事情，使毛澤東大大開啟了眼界，為之興奮不已。社會上出現的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也使他憂慮不已。他看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長沙後，立刻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糾正他們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中共湖南區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寫給中央的《湘區一月份農民運動報告》中說：“在此社會群向農運進攻之包圍中，我們亦自認現在農運的確是太左稚，於是通告禁止農協罰款、捕人等事，……幾乎不自覺的站到富農、地主方面而限制貧農。自潤之同志自鄉間視察歸來，我們才感貧農猛烈之打擊土豪劣紳實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現在鄉村之封建政治。”緊接著，中共湖南區委和省農協，在實踐中糾正了右傾偏向，從而為幾個月後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住進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簡要報告考察行程後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我們從前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他報告了自己在考察過程中糾正了幾個主要錯誤：“（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並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

對今後農運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十點意見。他認為，在農村尚未建立聯合戰線之前的革命暴動時期，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行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不過正不能矯枉。毛澤東的這種說法今天看來未必周全，但他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所謂“過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逼出來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推翻在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不採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難以辦到的，這些也是當時湖南農村中的事實。毛澤東還鮮明地提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

這最後一句話，是針對陳獨秀說的。陳在“十二月會議”上講過，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目前還只能是宣傳，不能實行。

一回到武漢就趕寫出這封信，可見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麼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這些來自革命實踐的呼聲啊！然而，這封信對中央並沒有發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說考察的“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處察核，並登導報（指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很快寫成了，有兩萬多字。“報告”敘述了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認為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說農民革命“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