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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四次專門審查會。這時正是四一二政變的前後，政治局勢異常嚴峻，如何解決農村土地問題成為更加緊迫的問題。土地委員會每次會議都討論得熱烈而詳細。毛澤東總是力陳己見，往往成為會議的中心發言人之一。

他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是要廢除封建制，使農民得到解放。在當前來說，“要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非解決土地問題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夠解決財政問題及兵士問題，……因農民要保護他們的土地，必勇敢作戰。”（21）這確是解決當時武漢政府面對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毛澤東認為是沒收土地。“所謂土地沒收，就是不納租，並無須別的辦法。現在湘鄂農民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高潮，他們已經自動地不納租了，自動地奪取政權了。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後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得了。”（22）

怎樣實施沒收土地呢？毛澤東提出的步驟是：一般地說，先搞“政治沒收”，如“土豪劣紳、軍閥等等的土地”，以鄉、區土地委員會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後再搞“經濟沒收”，即“自己不耕種而出租於他人的田，皆行沒收”。但不同地區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經可以實行經濟沒收了，辦法是不向地主繳租。（23）

會上的爭議很大。最後議定：當前只能做政治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的土地都應加以保護，地主及佃農制度尚不能完全消滅。會議相應地透過《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等七項決議案。

五月九日，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徐謙、顧孟餘五位土地委員會成員，聯名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寫了《土地委員會報告》，並附上七項決議案，“敬候”“核奪”。

正是這一天，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也結束了。

這次會議是在中國革命面臨重大轉折的非常狀態下召開的。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宣佈三月從廣州遷至武漢的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的一切決議為非法。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徐謙、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號通緝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漢國民政府誓師繼續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軍隊進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漢方面中央委員聯名發表討蔣宣告，號召人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寧漢分庭抗禮，再加上北京的張作霖奉系軍閥政府，中國一時出現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逆轉。繼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既要對付東面的新軍閥蔣介石，又要繼續北上討伐舊軍閥張作霖，處境艱難，內部情況又很複雜。怎樣在這種極端危急的狀況下拯救革命，怎樣對付武漢政權以外的敵人，怎樣看待這個政權內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樣把革命深入下去實行土地革命，……許多尖銳的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成為黨的五大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開幕。會議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透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等項決議。這些決議強調要爭取領導權，但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會議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叛變，中國革命到了“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製的階段”。這只是在突變的形勢面前的脫離實際的空談。一回到現實，仍然把希望寄託在汪精衛、譚延輳А⑻粕�強刂頻奈浜汗�竦場⒐�裾��捌渚�由砩希�銜�餼褪槍づ┬∽什�準兜牧�耍�醞艟�賴炔扇∫晃肚ň偷惱�摺；嵋櫧詡洌�艟�闌溝交嶠擦嘶啊４蠡嵫〕鋈��幻�醒脛蔥形�焙褪�拿�蠆怪蔥形�保�露佬閎緣毖∽蓯榧恰�

毛澤東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上，他是個候補代表，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一如既往，他當時最關注的是農民問題。會前，他曾邀集彭湃、方誌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開會，議定出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澤東把這個方案提交大會，被大會拒絕了，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大會雖在原則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但仍沒有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內容也限定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所議決的範圍內，同時還強調必須先取得“小資產階級”的同意，實際上是要先取得汪精衛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