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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等小冊子，宣揚階級調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要求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

一個新的尖銳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的面前：為了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對國民黨內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分裂活動，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毛澤東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時，在說明他的政治主張後，已經指出中產階級存在著左翼和右翼，對待兩者的態度應當有根本的區別。他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毛澤東在理論宣傳上做出了可貴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上，發表了國共合作以來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文章劈頭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與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後，毛澤東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乃是我們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文章特別提醒人們注意，中產階級對中國革命具有動搖不定的矛盾態度。例如，“有一個戴季陶的‘真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因此，這個階級的“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時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

這個分析是深刻的，在當時是獨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國農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國青年》，都先後轉載這篇文章，隨後又在廣州汕頭出單行本。幾十年後，作者把它作為開卷篇收入《毛澤東選集》。

從主編《湘江評論》開始，毛澤東一向看重報刊輿論的社會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擊新老右派的鬥爭中，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週報》。據沈雁冰（茅盾）回憶：該報當時“對外不公開，所以通訊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已編了四期，後因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會後忙於其他工作，有一個多月沒有出版。我去接編的是第五期”⑨。

為什麼要辦《政治週報》？毛澤東在《發刊理由》中說得很明白：“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對反革命的宣傳，他說：“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怎樣進行反攻？在方法上“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在他自己主編的四期上，毛澤東發表了十幾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傳的實質，是“以國民革命指為共產革命，以國民黨指為共產黨，以國民政府指為共產政府，以國民革命軍指為共產軍，無非承了帝國主義意旨，製造幾個簡單名詞散佈出來，企圖打破國民革命中各階級合作的聯合戰線”⑩。

“聯合戰線”，就是後來說的統一戰線的意思。那時，許多人擔憂，分裂出一個國民黨右派，對國民革命是一個很大的不幸。毛澤東在《政治週報》上的許多文章，分析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歷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觀點是：在革命和反革命兩大陣營的決鬥中，中間派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劃分左派和右派的標準，是看他對待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態度，對待國共合作的態度，對待工農的態度；西山會議派就是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事實上做了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工具。從國民黨自身的歷史和結構成分來看，國民黨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麼不幸的事”，因為它“並不足以阻礙中國的國民革命”⑾。

反對西山會議派鬥爭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號。會前，他被指定為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五位成員之一，併為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