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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之通告》，嚴厲批評西山會議派的言論和行為。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大”以來的《宣傳工作報告》。他還參與起草《宣傳決議案》、《宣傳報告決議案》和《黨報決議案》。

大會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了絕大多數，使會議得以繼續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分別給以黨紀處分。

一月十八日在討論《黨務報告決議案》時，黃埔軍校代表袁同疇節外生枝，說國民黨內所以發生兩派糾紛，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從事黨務活動而不肯公開造成的。他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一）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時，宣告自己是共產黨員。（二）共產黨員要將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公開。（三）中國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該地黨部之許可。以上三樣辦法，如果辦到，其糾紛將不解自解。”毛澤東等相繼作了反駁。毛澤東發言說：關於共產黨人的身分，“如果怕宣告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是真正共產黨員了。但是共產黨在中國還算是一個秘密組織，與俄國共產黨執政可以公開活動，情形不同。在中國共產黨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宣告，便馬上要受槍斃了”。關於共產黨的活動，“在共產黨的友黨中國國民黨勢力之下公開是可以的。但在他處，也要公開，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滅，這便足以使國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個重大打擊，也於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於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問題，“無論何黨，黨員出黨入黨應有絕對自由，實不必有若何的限制”。這些發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贊成。袁同疇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時的提議。”⑿

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常委會批准毛澤東繼續代理宣傳部長。他又調進蕭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產黨員。宣傳部“人才濟濟，一時有人才內閣之稱”，“實際上宣傳部的工作都是共產黨做的”⒀。

但是，這次大會在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對勢力正在坐大的國民黨新右派卻沒有觸動。“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的代表瞭解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中存在危險。為了排除這種危險，他們準備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讓步。”在選舉問題上，他們甚至一開始就打算退讓，決定“只應有兩名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只是由於出席會議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們強烈反對，才使新選出的三十六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六名。蔣介石在這次會上第一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隨後又被選為常務委員。在國民革命軍裡，他原來只是一個軍的軍長，此時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的總監。這就為他篡奪領導權埋下了隱患。後來，毛澤東談到國民黨二大時說：“第一個失敗的關鍵是二次代表大會，我主張反擊。因我們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贊成，結果我們自動退卻”。⒁

中國共產黨出於善意的退讓並沒有使聯合戰線內部的矛盾因此緩和下來，相反，倒是更壯了國民黨新右派的膽。二大結束後才兩個月，蔣介石就製造了“中山艦事件”。三月二十日，他無中生有地說共產黨人私調中山號軍艦要劫持他離開廣東，藉此逮捕了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在廣州實行戒嚴，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員，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

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趕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住所，同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商量對策。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也在那裡，他們倆都主張反擊，毛澤東建議動員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密赴肇慶葉挺獨立團駐地開會，通電討蔣，削其兵權。⒂但遭到拒絕。隨後，他又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裡瞭解情況，正好碰上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周恩來回憶說：“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他說不能破裂。”⒃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等對情況的分析是：黃埔軍校有五百多共產黨員，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五個軍的軍長和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幹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只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援我們。

這些建議都被拒絕。當時正率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在廣州訪問的依文諾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在處理中山艦事件中事實上處於決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