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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自然仍不會罷休。成立上海第四區黨部時，右派為爭取領導權，先是請孫中山出面為他們說話，但遭到拒絕。然後孤注一擲，決定僱傭流氓打手，混入會場干擾。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後，同左派商量，動員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出席會議，由王荷波組織糾察隊，控制會場，制止流氓混入，保證了成立會順利進行。

葉楚傖是執行部三個常委之一，算是負責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劃一些國民黨人在上海南方大學開代表會議，討論所謂“處置共產分子問題”，當即激起左派的反對。第二天，右派分子闖入上海執行部機關，毆打邵力子。事件發生後，由毛澤東領銜，同惲代英、施存統、沈澤民等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

毛澤東事實上成為中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同葉楚傖等右派的鬥爭也公開化了。這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應馮玉祥等的邀請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上海執行部十四人致孫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部內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於停頓”，希望派員解決。孫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無暇處理此事。葉楚傖等人“用盡辦法、把毛趕走”⑦。加上積勞成疾，毛澤東就在十二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葉楚傖很高興，特地宴請上海執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賀”⑧。

毛澤東離開上海不久，中共四大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並確認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這是黨對中國革命認識的重大進展。大會還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局，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

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共兩黨組織各界群眾，廣泛傳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精神，形成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接著，五卅運動席捲全國，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時，國民黨內左派和右派也進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為標誌，國民黨內部逐步形成以蔣介石、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的新右派。這就使國共合作的關係更加複雜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從湖南歸來，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到達廣州。這時，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事，於十月五日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

毛澤東到任後，為了糾正此前宣傳工作無計劃、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著眼健全宣傳工作體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原來管轄的範圍實際上只及廣東一省，同其他省市黨部宣傳部門沒有聯絡。毛澤東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透過報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傳部佈置宣傳要點，一是要求他們定期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達十二個。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氣勃勃的局面。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作黨務報告時，欣喜地說：有一件事可以樂觀，就是本黨在海內外的宣傳工作很有進步，“本黨在以前對於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不很統一，現在說可以比較的統一了”，在深入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

在國民革命錯綜複雜的風風雨雨中，宣傳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現在它的規模和數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貼近時事的深刻內容和戰鬥風格。

毛澤東剛剛主持宣傳部工作，國民黨內部就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鄒魯、葉楚傖、張繼、謝持等少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自稱的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議。他們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職務，停止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等，史稱“西山會議派”。他們在一些地方設立“國民黨分部”，操縱上海的《民國日報》，大造反蘇、反共，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輿論。這以前，戴季陶先後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