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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知識。這對他以後創辦《湘江評論》是有幫助的。一個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以及胡適、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它的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④。

毛澤東親眼見到了新文化運動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動，也結交了一些名人學者。他在湖南一師時就常讀他們的文章，這時自然不放過當面請教的機會。他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覆。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⑤。對陳獨秀，毛澤東是崇拜的，認為“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後來回憶，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間認識了陳獨秀，並受到很大影響。

他既在李大釗手下工作，李大釗的言論和行誼自然更給他以最直接的影響。這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學說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李大釗是在古老中國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十五日，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林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雜誌上面。從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還認識了譚平山、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這樣一些後來頗為著名的人物，並同來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學生鄧中夏建立了真誠的友誼。他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大，思想越來越激進。在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也很受影響。當時無政府個人主義派的一個代表人物是北大學生朱謙之，他比毛澤東還小六歲。兩人卻頗為投機，朱謙之常常來看望毛澤東，相互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

在北京，毛澤東起初暫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衚衕九號楊昌濟先生家中。其他會員分住湖南在京設立的會館。往來相聚，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蕭子升、羅章龍等七個人搬進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八個人擠住在三間民房小屋裡，每屋有一鋪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駢足而臥。棉被又大，攤不開，只好合蓋。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們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緊促的，但古城北京豐富多采的景色卻是心理上的一種補償。楊先生的女兒楊開慧，更給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澤東進一師讀書時，楊開慧只是個十四歲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為十八歲的大姑娘了。經常來往於楊先生家裡，毛澤東和她的認識逐漸加深，建立起戀愛關係。他們一同漫步在故宮河畔和北海公園，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還有倒垂湖面的楊柳枝頭懸掛著的冰柱。隆冬時節，毛澤東滿懷興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約了蕭子暲和羅章龍一同坐車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見一片冰雪，不過仍很滿足。他還到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工廠調查過。這些都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澤東要回湖南。原因是母親病勢危重，“不得不趕回服侍”⑦。再則，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們結束了半年預備班的學習，就要啟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途中轉道上海送別了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這時，他的心情是複雜的。在北京，色彩繽紛的新世界一下子湧現到他的面前，他也許還不能立即同它融為一體，他對一下子接觸到的種種新思想一時也還來不及完全消化。但這些畢竟大大開啟了他的眼界，邁出了從湖南走向全中國的第一步。

作為湖南青年赴法的組織者，毛澤東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許多赴法會友都曾懇邀他同行。一些會友到了法國後，還來信勸他出洋。羅學瓚在信中說得更是懇切：“惟弟甚願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學。若少遲延，時光既過，人事日多，恐難有多時日求學矣。……潤之兄啊！你是一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你如何帶一個頭，權且努力於研究學問的事呢？弟近來想及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學，學他十年八載。異日回國，……各抒所學以問世，發為言論作社會之喚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來。他當時怎麼解釋已不得而知，稍後在一封信中卻有過明確的說法。他說留在國內探索有許多好處：第一，“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這不僅不影響吸收西方知識，還有利於在“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第二，“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