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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澤東：《非自殺》，湖南《大公報》，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澤東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以下引文未註明出處者，同此。

⑾楊昌濟：《達化齋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頁。

⑿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

⒀楊昌濟：《論語類抄》，《楊昌濟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頁。

⒁毛澤東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的批語。所引這段話，是對《沁園春·長沙》中“到中流擊水”一句的解釋。

⒂鄒蘊真1977年4月回憶記錄，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澤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頁。

⒃毛澤東：《沁園春》（1925年秋）。

⒄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⒅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澤東信，《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頁。

三、五四大潮的洗禮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車離開長沙，奔赴嚮往已久的祖國首都——北京。這是他們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到北京去？那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恰在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面對著選擇今後生活道路的時候，法國到中國招募華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組織華法教育會，搞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楊昌濟此前已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把這個訊息傳回家鄉。這時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亂，政權不斷更迭，“教育摧殘殆盡，幾至無學可求”。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都覺得這是一條出路，便發動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並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楊昌濟商量後，又拜訪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兩次寫信促毛澤東等邀集志願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別轉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澤東一行到達北京。隨即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

這時，湖南陸續到京準備赴法的青年已達五十多人，是全國來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澤東他們發起這個活動時，“並未料到後來的種種困難”。到京後，“會友所受意外的攻擊和困難實在不少，但到底沒有一個人灰心的”②。幾經聯絡，華法教育會負責人先後在北京大學、保定育德中學、河北蠡縣布里村、長辛店開辦了留法預備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學。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計劃，交有關方面協調，還為他們籌措路費而四處奔走。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在一封家信中說：“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學生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們分赴各預備班學習以後，毛澤東留在北京。同行來京的羅章龍這時考進了北大預科，毛澤東卻沒有按楊昌濟的希望去報考。這可能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同時也與他一向推崇自學的主張有關。此外，當時教育部還有一個規定，中等師範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先要服務幾年。

不進大學，總得要找一個托足之地，以獲得生活來源。十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是相當稱心的，可以閱讀各種新出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人才薈萃，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校長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則，取相容幷包主義”，各種思想、學術在這裡爭奇鬥豔，新文化運動漸漸進入高潮。這種氛圍，是毛澤東在湖南根本無法接觸到的，對他來說該是怎樣的興奮和刺激！他在這裡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還積極參加北京大學的兩個學術團體。一個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並主講有關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