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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將削弱我們的地位。”可見，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難條件下重新出來工作的。

毛澤東一出來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員會的機構正常運轉起來，解決各部的散亂問題，以實現打破國民黨當局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的任務。二月二十六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舉行第三十五次常會，決定：

“一、議決對國民黨軍閥向蘇區與紅軍的大舉進攻大燒大搶及經濟封鎖（尤其是斷絕食鹽）的殘暴政策，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工農群眾，堅決反對，一致的來粉碎敵人的進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只有這樣才能將敵人燒殺搶劫及經濟封鎖的野蠻殘暴政策歸於消滅。

二、議決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向富農募捐，以充實粉碎敵人四次進攻的戰費。

……

七、為加強中央各部的工作，議決責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會議，以檢閱過去工作，討論今後行政實施方針，並健全各部組織。”①

會後，毛澤東、項英等釋出臨時中央政府為打破敵人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告群眾書，號召蘇區民眾，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用一切力量幫助前方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同時加緊春耕，設法輸出本地土產、輸入油鹽洋布，並集股組織消費合作社，有組織地進行買賣，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在臨時中央政府各部工作開始正常運轉起來後，毛澤東立刻抓緊督促檢查，健全各種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計劃，每月向人民委員會報告工作。如：責成教育部即日頒發各級教育部的組織綱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統；責成土地部立即檢查各地的春耕運動情形；責成國民經濟部即日起草組織綱要及目前工作方針等。這樣，政府各部日益發揮起各自的職能作用。

這段時間內，周恩來、朱德在前線，頂住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一再命令他們強攻南豐的壓力，率領紅一方面軍在黃陂和草臺岡先後打了兩次成功的大兵團伏擊戰，共殲滅國民黨軍隊近三個師，二萬八千人，其中包括陳誠的精銳部隊，取得了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的巨大勝利。

局勢本來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轉變。但是，進入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卻置這些於不顧，反而在“進攻路線”的旗號下，聲勢浩大地批判起所謂“羅明路線”來。他們抓住羅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寫的《對工作的幾點意見》，在二月十五日由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閩粵贛特委改為臨時省委，不久由羅明任書記。第二年二三月間，福建黨代會上成立福建省委，羅明任省委代理書記。此處所說閩粵贛省委實際上是福建省委。）指責省委內“小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決定“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並撤銷他的省委代理書記職務②。省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等，隨後也被撤職。

接著，臨時中央又開展反對江西的“羅明路線”，主要是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他們中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在“贛南會議”上就曾公開同中央代表團爭論，不同意對毛澤東的批評。以後，他們又依據實際情況，在軍事上主張“誘敵深入”來消滅敵人，不贊成把敵軍擋在根據地大門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張對根據地的中心區和邊緣區應當有所區別；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等。從而被認定是“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被指責為“對革命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對於四中全會後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③。接著，又把蕭勁光當作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來批判，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十幾年後，博古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說道：

“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④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講到這個問題：

“對幹部問題，我只講到一個問題，如羅明路線，究竟是怎樣了，到現在還沒有明顯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路線問題。再還有些做了一件好事，還要說他是做了一件壞事。如羅明路線在江西，更是說得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