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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鄧子恢、張鼎丞、曾山等同志的問題，對蕭勁光問題，還有很多，後來發現七個書記撤職。這些都說明過去對幹部問題是有錯誤的。那時，有些人無形中說什麼毛派，也是不對的。”⑤

反對羅明路線的矛頭實際上指向毛澤東，這是許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麼，為什麼沒有公開地點名批判毛澤東？臨時中央不是不想這樣做，而是因為毛澤東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共產國際執委會有過一個電報干預這件事：“對毛澤東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⑥這才使他有可能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況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以很大的精力來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

這在當時是關係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那時候，中央蘇區大體上有三百萬人口，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不發展生產怎麼行呢？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極其重視。原來擔任《紅色中華》主編的王觀瀾回憶道：“生產如何發展？與戰爭如何結合？戰爭第一，生產、生活如何辦？毛澤東同志提出，這些問題不解決，革命戰爭能不能維持，就成為大問題。”⑦

為了消滅中央蘇區，國民黨政府在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經濟封鎖，企圖使中央蘇區軍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造成經濟枯竭，無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這種經濟封鎖更加緊了。“企圖建立縱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鎖網，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天只買鹽三四錢，每月不得超過一斤，把群眾的糧食搜掠到反動的堡壘裡去。”⑧嚴密的經濟封鎖給中央蘇區造成的困難越來越大：“農民分得了土地，生產出來的稻穀、花生、大豆等農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而蘇區的食鹽、洋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當時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由於工業品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群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⑨

一九三一年底，臨時中央一些“左”的經濟政策推行到中央蘇區來，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饑荒。

這便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嚴峻局面。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毛澤東先從健全領導機構著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員會常會決定：“為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以適應革命的發展，議決呈請中執委批准設立各級國民經濟部，並委任鄧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國民經濟部部長。”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命令指出：“過去蘇區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異常忽視，應該予以迅速的轉變。”四月，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中央政府通告，強調指出：“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採取堅決的政策，去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抵制奸商的殘酷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