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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毛澤東對今後行動方針和新區、白區工作的意見致周恩來電，1932年4月22日。

（32）《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頁。

（33）《楊成武談紅軍東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黨史研究參考資料》1982年第5期。

（34）《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頁。

（35）訪問曾志記錄，1987年11月。

（36）《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頁。

（37）《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頁。

（38）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記錄，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頁。

（40）毛澤東關於對政治估量、軍事戰略和東西路軍任務的意見致電蘇區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頁。

（42）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1941年上半年。

（43）《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頁。

（44）《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頁。

（45）周恩來：關於池江、水口兩次戰役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給蘇區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議由毛澤東任總政委的電報》，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時、顧作霖對方面軍行動的意見致前方電，1932年9月7日。

（47）蘇區中央局復前方電，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給中央局電，1932年9月25日。

（49）紅一方面軍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1932年9月26日。

（50）《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

（51）蘇區中央局致前方電，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紅旗飄飄》第18期，第52頁。

（53）《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會記錄，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時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6年9月15、16日。

（57）《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頁。

（58）《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頁。

（59）《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頁。

十四、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下）

進入一九三三年，當湘鄂西和鄂豫皖兩個蘇區的紅軍主力相繼退出原有根據地後，蔣介石便集中五十萬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同時進一步加緊經濟封鎖。他們把這兩手同時並用：軍事“圍剿”是“殺死政策”，經濟封鎖是“餓死政策”。中央蘇區軍民面臨著打破敵人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兩大任務。打破軍事“圍剿”，由在前方的周恩來、朱德指揮。打破經濟封鎖這副艱難的擔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澤東的肩上。

這時，中央蘇區內部的狀況已發生一個重要變動。一月下旬，在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博古等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已難以立足，轉移到中央蘇區的中心——瑞金，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長汀休養了四個月的毛澤東，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帶著賀子珍，孩子及警衛員一同回到瑞金，住在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村。但把他調回來工作其實是有條件的。中央檔案館儲存著臨時中央或蘇區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殘缺的電報，裡面寫道：“我們可以同意現在召回澤東同志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方法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