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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32）第二天，周恩來又兩次來電報告情況：“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33）這些都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情況和建議。

在收到周恩來來電的同時，毛澤東又獲悉：日本外相十七日聲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表宣告，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張聞天、博古等商定，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十八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表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要求國民黨：“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並表示：“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乾淨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這時，西安事變發生後各方面的情況已比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報告和結論。他在報告中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介石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西安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現，這是對於抗日不利的。”我們必須指出：“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盲目的擁護蔣個人而不問抗日是完全不對的。”他接著說：在另一方面，西安事變的發生是由於南京政府不立刻對日抗戰、尤其是由於蔣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進抗日（力量）與親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這是光明的一面”。我們應該“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對於好的方面發揚，對於黑暗方面給以打擊”。他明確地提出反對使內戰擴大，也就是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說：“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當時，蘇聯《真理報》兩次發表評論，指責西安事變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澤東不同意蘇聯的這種說法，指出：“日本說蘇聯造成，蘇聯說日本造成，雙方對於事實的實質都有抹煞。”他堅持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表示：“我們準備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國際指示還未到，或者要隔兩天再發。”（35）

會議討論時，政治局內部的意見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贊成毛主席這個解釋。”我們應著重指出，目前的問題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不是蔣個人的問題，“不採取與南京的對立”。（36）張聞天說：“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我們應儘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37）

毛澤東作結論指出：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面，受紅軍的影響是很大的。只有結束內戰才能抗日。“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我們應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我們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38）

會議透過《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同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出通電，表明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於政治局內部意見已很一致，這個通電並沒有等候共產國際的來電，就在十二月十九日當天發表了。

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毛澤東在十九日這一天就起草併發出十四份電報。其中，發給在西安的周恩來的電報有十一份，通報了中央的決定並提出具體的工作部署。發給在前線指揮軍事的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有兩份，命令他們率領野戰軍急行軍直達長武待命，並派八十一師和二十八軍開赴延安接受任務，給張楊以實際的援助。還致電在南京的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共產國際的來電，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內容和中共中央已經作出的決定基本一致。毛澤東立刻在當晚八時把它轉發給周恩來。共產國際來電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