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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兩個方案：（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二）如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剿共”。張學良、楊虎城無法接受這兩個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蔣介石“苦諫”，反又遭到蔣介石的嚴厲訓斥。這就把張、楊逼到了絕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推動，終於驅使張、楊下定決心，採取非常手段，實行“兵諫”。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和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十多名軍政要員，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事先並不知道西安事變將要發生。事變發生的當天清晨，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25）稍後，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中共中央接到張學良電報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在毛澤東住的窖洞裡開會，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周恩來在同一天覆電張學良：“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徵）、李仙洲各軍。”“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如何盼復。”（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因為西安事變的發生很突然，情況還不很清楚，有待進一步瞭解和觀察，會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只是交換意見，需要在進一步弄清情況後才能作出決斷。毛澤東先發了言，最後又作了結論。他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他斷言：“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他的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他說：蔣介石最近立場雖是中間的立場，然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威脅西安。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立即部署兵力。他當時的設想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的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他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27）與會者還有九個人發了言，其中講得最激烈的是張國燾。他說：“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28）

張聞天不同意這個意見，說：“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29）毛澤東在作結論時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途擺著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面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面來。針對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30）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再次電告張學良：“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31）周恩來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張學良專機抵達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處理事變。

周恩來在十七日到達西安，立刻同張學良面談，且於當夜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中央軍劉峙部已以五個師入潼關、逼渭南。“張擬以楊部控西安，東北軍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使紅軍參加。”他已同張學良商定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防。電報中還報告說：蔣鼎文已釋放，持蔣介石信令停止內戰，宋子文明日來西安。“我們商定條件：（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日。（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