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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央政治局確定了以南京政府作為主要的談判對手以來，毛澤東在指導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進行談判外，還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主張“停戰議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領袖，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他還努力同地方實力派取得聯絡，分別寫信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理解與支援。

在這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書張文彬到西安同楊虎城談判，達成了互不侵犯、雙方在防區內取消敵對行動、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協議。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留在西安，公開身分是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十月初，毛澤東等又派葉劍英到西安張學良部作為中共中央的常駐代表，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係進一步改善，步調更趨一致。在西北地區，已經初步形成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當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轉變，走的不是一條筆直的路，中間又有不少波折。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了。在他看來，所謂“中共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誠，由他們收編。這自然是辦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來強行解決，他仍認為是“上策”，還要再試一試。

當“兩廣事變”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買和軍事討伐的辦法解決後，蔣介石認為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黨了。他一面邀請周恩來在廣州或香港會談，一面調集軍隊“圍剿”紅軍，胡宗南部就是在這時又調到西北向紅軍進攻的，想給紅軍以大的打擊後再在談判桌上講條件。

處在從內戰到抗日的轉變關頭，毛澤東善於運用靈活的策略，對蔣介石採取的多種手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在軍事上，他致電駐在張學良處的劉鼎，告訴他：“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準備，立於防禦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在政治上，當蔣介石邀周恩來前去會談時，毛澤東指出：“先停戰，後談判。”蔣介石大舉進攻西北的情況，使周恩來無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漢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談判。從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陳立夫進行了三次會談。陳立夫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態度十分強硬，提出在陝北的政權必須取消，紅軍只留三千，師長以上一律解職出洋等。這樣，談判只能擱淺。到十二月初，當陳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敗後，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

這時，毛澤東認為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然而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與我們聯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十八位紅軍高階將領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進攻紅軍和蘇區；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24）

可是，蔣介石卻視毛澤東等的忠告為軟弱可欺，認為，紅軍的處境已難以為繼，又變本加厲地調集三十萬軍隊準備“圍剿”紅軍，以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由軍政部次長陳誠駐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帶著這批人和其他軍政要員飛抵西安，給張學良、楊虎城施加壓力。蔣介石住在臨潼華清池附近的臨時行轅裡，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