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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國民黨進行全國性抗戰的同時，紅軍參戰的實際準備工作也在加緊進行。七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已向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將領下達“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時要紅軍各路將領到雲陽集中，討論紅軍改編問題，並對紅軍參戰、部隊編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聶榮臻回憶道：“到七月中旬，儘管同國民黨政府的談判還沒有結果，我們已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開始醞釀部隊的改編工作，著手進行開赴前線的準備了。”⒀

隨著華北局勢日趨嚴重，蔣介石仍不肯下達紅軍改編的命令，但幾番催促紅軍迅速出動。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決定：“紅軍八月十五日改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但紅軍“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⒁。

由於紅軍即將開赴前線，一個新的問題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紅軍在抗日前線應該怎樣作戰？這時周恩來、博古已赴雲陽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階幹部會議。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他們，對會議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是把發展游擊戰爭提到突出的地位。這是一個有著遠大戰略眼光的創見。電報說：“（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針對蔣介石已經表露出來的準備將紅軍分割使用、同日軍硬拼消耗、逐步給以削弱以至消滅的企圖，提醒他們：“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應請求蔣介石決定頒發，這些都只能待適當的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⒃這些意見，對紅軍改編後保持獨立性和黨對這支軍隊的領導有重要意義。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後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失，這使中國失去華北與中國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著，日軍沿平漢、平綏、津浦三條鐵路作扇形推進，向華北地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在日軍的進逼下，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⒅。中共中央決定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又電請朱、周、葉到南京後代表中共提出對整個國防問題的建議，指出：“總的戰略方針暫時是攻勢防禦，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攻，決不能是單純防禦。將來準備轉變到戰略進攻，收復失地。”這個方針是中肯的，是切中當時國民黨軍隊戰略上的弊端的。意見中還說：“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擔任游擊戰之部隊依地形條件及戰況之發展適當使用其兵力，為適應游擊戰性質原則上應分開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見最後強調：“發動人民的武裝自衛戰是保證軍隊作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對此方針遊移是必敗之道。”⒆

五日，毛澤東收到紅軍總部從雲陽發來的《關於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於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主張：我們對參戰不遲疑，但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紅軍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的優點；不拒絕紅軍主力出動，但要求足夠的補充與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對開赴察、綏，但要求給便於作戰的察、綏、晉三角地區與便於補充聯絡的後方。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回電中強調：紅軍擔負的作戰任務應該是“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而不是三角地區，作為協助友軍作戰的地區；“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於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同時，要求本著“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主力”⒇。顯然，毛澤東對紅軍作戰方針及兵力使用等問題採取慎重的態度。

他所以一再強調這些問題，除考慮到對日作戰的長期性和紅軍自身的特點外，還由於看到蔣介石對待國共關係問題上已表現出許多不正常的現象：一面要紅軍全部出動，一方面卻在陝甘一帶部署了十個師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擊隊改編時又出現閩粵邊部隊被國民黨軍隊誘騙繳槍的事件，毛澤東認為這是“極嚴重教訓，紅軍各部都應引為深戒”（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