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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還認為：“平津失陷後蔣之困難更加，但抗戰決心與合作誠意增加至何種程度待爾後證明，此時宜緩不宜急，緩則有效，急則無功。”（22）

由於紅軍出兵在即，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平津失守後的形勢和黨的任務進行一次全盤的討論，統一思想。他提出：“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23）

當時中央政治局成員一時來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先開了一次會。

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上，由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他十分明確地斷言：“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對國民黨的狀況，他採取有分析的態度，說道：“國民黨轉變已大進一步，離徹底轉變還遠”。“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是日本逼起來的，應戰主義是危險的。但這還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轉變，應戰主義實際是節節退卻”。談到紅軍的下一步行動時，毛澤東說：“紅軍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後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在反傾向問題上，毛澤東同意張聞天報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適應國民黨的適合主義”。提出要“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和張聞天一起發出的電報中說的是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而在僅僅四天後的這次會議上他卻談到“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可見，游擊戰和運動戰的關係是他在紅軍出動前夜這個關鍵時刻反覆思考的關鍵問題。

這次會上，毛澤東還對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項辦法提出補充，初步形成“十大綱領”。四天後，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時，將這個檔案交給她。海倫後來回憶：“毛澤東拍案而起，他滿面通紅，兩眼閃光地說：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這十大綱領就能實現，我們就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就要滅亡！他憤怒地重複著後一句話。”（25）

這次會議為十多天後召開的洛川會議做了準備。

紅軍各部已陸續準備就緒，隨時準備開赴前線。但是，在南京的談判卻並不順利，國民黨方面在各種問題上諸多留難。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爆發，談判才出現轉機。

日本軍隊的大舉進攻上海，使抗日戰爭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心臟地區和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使蔣介石感到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抵抗，否則自身的統治也難以保持，於是，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願望。周恩來後來回憶：“我同葉劍英參謀長到南京，開始蔣介石還沒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上海打響了，他（指蔣介石）從廬山跑回來，覺得這是全面戰爭了，才發表了八路軍的番號，緊跟著又發表了十八集團軍的番號，要我們的軍隊去打仗。”（26）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同國民黨經過反覆談判，終於達成協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這時，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員已陸續趕回陝北。中共中央認為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由於會議要討論軍事問題，吸收了前方主要將領參加，實際上成為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小學裡，這是一個比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處在延安同前方將領所在的雲陽的中間。毛澤東住在村中一座破廟裡。蕭勁光回憶說：“黨中央就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裡，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27）

洛川會議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的。會議的議程是：（一）政治任務問題；（二）軍事問題；（三）國共兩黨關係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做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報告，並作了多次發言。

他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現在已經開始政府的抗戰，而且得到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後的任務——使成為全面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