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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深知，要促成蔣介石下定全國抗戰的最後決心，單靠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推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國造成一種聲勢。毛澤東指定南漢宸，以毛澤東及紅軍代表的名義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間四次寫信或致電給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張雲逸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④他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葉劍英：“請答覆救國會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並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⑤

在推動蔣介石下定抗日決心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自身積極地進行抗日參戰的一切準備，並表明願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十四日，毛澤東等致電葉劍英，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⑥十八日，延安召開市民大會，毛澤東到會講演。據當時報紙記載：“演詞激昂，聽眾均磨拳擦掌，熱血沸騰，願赴抗日戰場，與日寇決一死戰。”⑦

空前的民族危機和共產黨的積極主張，一掃國內的沉悶政治空氣。要求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到處沸騰起來了。“各地的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各地黨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及各地方的軍政長官，也表示了他們的積極，提出了抗戰的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的統一，並且到處組織了這類統一救亡的組織，這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前進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盧溝橋事變後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⑨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大的進步。

蔣介石談話發表後，毛澤東很快就表示歡迎，他說：“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⑩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蔣介石在對內政策上沒有提出任何改進措施，特別是沒有宣佈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沒有改革舊的政治機構，沒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對中國共產黨仍不允許公開活動。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局勢越複雜，對毛澤東說來，彷彿倒越能顯示出他善於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要領的本事。蔣介石廬山講話後不到一個星期，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付日本的進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不同的前途。一種是堅決抗戰的方針，一種是妥協退讓的方針。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下又必須有一整套的辦法，才能達到目的。這就是：（一）全國軍隊的總動員；（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佈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六）國防教育；（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八）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辦法。毛澤東指出：實行前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實行後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表示：共產黨人“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遊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

文章又指出，為了這樣做，“中心關鍵在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團結要是真正的團結，爾詐我虞是不行的”。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罵，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⑾這幾句話正是對國民黨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正如英國記者貝特蘭所說：“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誠懇的。顯然他注重的並不是指摘‘缺點’，而是堅持他認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張是很充足的。”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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