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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南京內部鬥爭甚烈，親日派不甘心下臺，有最後掙扎、扣留張學良、進攻西安的危險。並作如下處置：與楊虎城、王以哲等商議團結對敵，秘密通令東北軍、西北軍緊急動員，防禦親日派進攻，紅軍準備進至興平、扶風策應，加緊晉、綏、川、桂、直、魯的活動，反對內戰。同一天，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共產黨“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澤東針對南京政府扣留張學良後又向西安進兵、西安內部群情激憤的事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進一步提出：“自從釋蔣後，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們的方針，仍是要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所不同的，對軍事上應有準備，對西安更要積極地幫助與團結。”“現在不僅是西安問題，而是全國問題。”（45）同一天，中革軍委主席團致電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任弼時及各軍團首長：為策應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積極作好準備，反對敵人的分化孤立政策，鞏固西北抗日聯合的勝利，推動時局的發展。

西安事變後幾天，原來在延安的東北軍就撤向西安一帶集中。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隨即從保安遷往延安。毛澤東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來到延安。他們在路上走了四天時間。快進城的時候，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延安，在陝北來說是個大地方，現在群眾還不瞭解我們，我們一定要很好地聯絡群眾，要注意群眾紀律，要對群眾多做宣傳工作。從這時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報告了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談到國民黨中央軍繼續由潼關西進時，他說：“對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個階段是進兵，第二個階段是趨向和平。所以能趨向和平，就是因紅軍靠近張楊。現在已一般的趨向和平了。”（46）在討論中，他再次發言說，對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應該有表示，應該有新的問題。比如：說明我們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樣的人民陣線，而是民族陣線；說明西安事變中我們的立場是和平解決，放了蔣介石以後我們軍隊開去還是為著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國成立，我們就願意成為統一的區域，蘇區是特別的，但也歸他管轄。

經過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醞釀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透過了《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電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電文明確表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將這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為了達到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願意作出如下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47）

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新形勢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這樣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氣。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說：“此電發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託派必說我們投降，左派怕我們上當。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說明的，是可以表示我們真正抗日團結禦侮決心的。”（48）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在第二天發出後，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支援，並且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鬥爭。在二月十五日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復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案。這次會議透過的決議，雖然仍使用反共的語言，但所提的談判條件同中國共產黨所提的條件在實際上是相近的。這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後，在實際工作中採取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停止了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停止了沒收地主的土地，準備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準備在蘇區用民選的政府代替蘇維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積極的反應：停止對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