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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二十一日又致電潘漢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談判的五項條件，要他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表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40）

潘漢年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從旁促進宋美齡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齡接到張學良歡迎她前往西安的電報後，立刻在端納、宋子文等陪同下飛赴西安。

周恩來在西安極為複雜的環境中，機智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方針，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雙方談判創造了良好條件。談判從二十三日上午開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後來又加上宋美齡，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一開始，張、楊重申他們在通電中提出的八項主張，周恩來也說明中共的六項主張。經過兩天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對談判的一些問題都作了明確的承諾。

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見蔣介石。蔣介石當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來當時向中共中央所報告的：

“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41）

張學良以為蔣介石已經承諾了和談條件，又怕時間久了在內部會橫生枝節，經宋子文請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蔣介石離開西安。他事前沒有告訴別人，連周恩來也沒有通知，下午三點多拉著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乘車直奔機場。蔣介石臨行時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42）看重義氣而經驗不足的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反而遭到蔣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長達半個多世紀。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對西安事變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一種力量逼著他來轉變。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這是客觀上包含了這一意義。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麼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

他進一步分析西安事變能夠造成這個轉變實現的原因：“西安事變這樣的收穫不是偶然的，因為國民黨已開始動搖，醞釀了很久。”“他們內部矛盾發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變便解決了這個矛盾。這是醞釀成熟、時局轉變的焦點。西安事變是劃時代轉變新階段的開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變雖然取得了這樣重大的收穫，並不是什麼問題都已解決了，中間還會發生障礙，今後的任務還很艱鉅。他說：“國共合作雖然說了很久，尚未實現。聯俄問題，亦在動搖中。”“西安事變仍是在發展中，我們應該教育落後（分子），更多的爭取中間分子。”但他對前途是樂觀的，在作結論時說：“關於內戰是否結束？我們應該說基本上是結束了。至於前途，不是內戰或是抗日的問題，而是抗日迅速與遲緩問題。”（43）當事態正處在發展變動中的時候，毛澤東就作出這樣明確的判斷是很及時的，也是富有預見性的。

西安事變是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中發生的。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說來，它來得很倉促，不可能在事前作準備，中間又經過不少曲折。黨必須根據急速變化著的政治局勢，迅速作出判斷和處置，這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事情。儘管在有些問題上對情況的瞭解和認識不能不有個過程，但從大的方面說，黨對事變獨立作出的各項決策是及時而恰當的，從而實現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目標，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開啟了通道。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成熟。

蔣介石在西安時雖然對停止內戰、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諾，但他回到南京後，態度又有變化，時局的發展出現過一些曲折。這也是毛澤東已經預見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