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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進攻，取消對邊區的經濟封鎖，而且撥發紅軍作為國民革命軍部隊應得的餉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萬元。

為了使國民黨的政策進一步轉變，從二月份起，周恩來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三地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談判的焦點，集中在紅軍改編後的編制、人數、設不設總指揮部，蘇區地位、行政長官人選，兩黨合作的形式及綱領，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時間等問題上。當週恩來在杭州直接同蔣介石談判後返回延安途中，毛澤東曾電告彭雪楓：“與南京談判，在紅軍、蘇區方面以保證我們的絕對領導為原則，在兩黨關係方面以保證我黨獨立性為原則，這些方面絕對不能讓步，對方已大致承認。”（49）由於蔣介石還缺乏足夠的誠意，談判中對許多重大問題一時還沒有取得結果。

為了推動“聯蔣抗日”方針的實現，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致電給蔣介石、閻錫山、楊虎城、孫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劉湘、何香凝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五月，他親自佈置並接待了十年來第一個擔負和平使命前來蘇區的國民黨中央考察團，表示要實現國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國。

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三月初，他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會見美國進步作家和記者史沫特萊。毛澤東對她說：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的，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只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求英、美、法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戰線，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漢奸在外，這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廣泛得多。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業已開始了它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到這種轉變開始的證據。

關於對三民主義的態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們老早就是不僅信仰共產主義，而且同時也信仰過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為什麼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這就是說，對外抗戰求得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與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現時政綱，並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至於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沖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50）

毛澤東把這次談話的記錄稿又帶一份給埃德加·斯諾，附信說，這表示“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請他廣為“宣播”；也把這個記錄稿寄一份給上海《大公報》的記者範長江，請他在可能時把它發表。

一個月後，毛澤東又在延安同美國記者韋爾斯談話。他說：國共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的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綱領的原則在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務。在抗日戰爭中階級鬥爭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我們要在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裡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須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於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民主制度是對日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各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而鬥爭。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實際上接受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誌著“聯蔣抗日”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毛澤東及時提出新階段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聽取博古關於西安事變經過的報告後，毛澤東說：“我們過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現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全國工作的佈置更為需要。”他說：我們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是大的讓步，是帶原則性的讓步，為著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為著抗日。對於土地問題，在大階段來說是不放鬆的，但在目前階段是應停止沒收土地的。蘇維埃制度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