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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行，因為那時的侵略和殺戮曾被當作愛國的標準，讓日本人瘋狂，竭盡全力地去殺去搶。人們把搶得多、殺得狠當作為國效忠的良好表現，並引以為豪，而當他們察覺到踐踏生命和其他國家的尊嚴乃是違揹人性的滔天大罪時，巨大的恥辱感產生了，他們只好用篡改歷史、美化戰爭的方法取得自我安慰，希望用掩耳盜鈴的方法擺脫恥辱。

人總是會遇見比自己強的人，大多時候還會被強者包圍。恥文化下的日本人有著強烈的進取心，總是希望事事都做到最好，因此不同的恥感會經常糾結到一起，困擾日本人的內心。害羞或是恥辱的感覺的威懾力，使他們像變色龍一樣，根據不同的情況變換自己的社會角色，希望儘可能得到人們好的評價。

當他們作為美的熱愛者，他們可以花幾天的功夫製作一幅插花，孜孜不倦地鑽研著庭園藝術，對宇宙萬物都抱有友好的、欣賞的姿態；而當國家要求他們作侵略者時，他們也會盡可能地讓自己稱職地扮演這一角色，毫不猶豫地毀滅前行路上的所有障礙，包括美麗的自然、寶貴的生命——儘管他們曾滿懷激情地讚頌它們。

在本尼迪克特看來，日本人既柔美又暴力，同時具備兩種矛盾的性格特質。在日本人看來，柔美和暴力根本不存在矛盾。他們會自動適應不同社會角色的不同標準，被甲角色要求柔美時，儘可能地柔美，被乙角色要求暴力時，也絕不會受甲角色影響，毫不猶豫地暴力。他們不會像西方人那樣，不管他人的看法，在扮演任何角色時都首先要求個性的完整，他們或許“知恥不知罪”，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超強的自我控制能力。

日本文化是恥文化，但對日本人來說，相比對他人評價的畏懼，他們對社會中存在的五花八門的評判標準更加不安。

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曾經引用過三島女士自傳《我的狹島祖國》中的一些描述。在日本長大，後到美國留學的三島女士，在留學之初感覺自己“像是從別的星球上掉下來的人”。日本人習慣按固定的規矩辦事，並將“循規蹈矩”當作贏得周圍人認可的前提，但在美國這樣一個崇尚個性的社會，評判標準自然要比日本五花八門得多，美國人的無拘無束，反倒讓三島女士侷促緊張，顯得格外害羞，因為她不知道要遵從哪一種評判標準才合適。

值得注意的是，罪文化和恥文化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般涇渭分明，強調自律的罪文化也有外部制裁的意味，講究他律的恥文化也能轉化成內部制裁方式。對於前者來說，如果人沒有受到外界的懲罰，也不會意識到自己的犯罪。如果上帝讓偷吃了禁果的亞當和夏娃繼續留在伊甸園裡不將他們打落人間，也就沒有千百年來為西方人念念不忘的原罪了。

恥文化下的日本人，也並非因為外部機制無時無刻的監督才謹言慎行的。在日本，如果一個小孩子偷拿了別人的東西，做家長的就會教育他，偷是丟人的行為，偷東西的人會被看不起，而不會說偷竊是犯罪行為，小偷會被警察抓走。小孩因畏懼“丟人”而再不敢偷東西，“偷東西會被看不起”也像戒律一樣烙印在他的腦海裡。他不僅會控制住自己偷東西的慾望，當看到別人偷東西時，也會油然而生不齒之感。此時，偷東西是恥，已經不僅僅是外部的機制，而轉化成了他的內在約束機制了。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受恥文化和罪文化雙重影響，西方人強調紳士風度，以彬彬有禮為榮，粗俗下流為恥，這些都是恥文化影響的一種表現。日本人在犯下滔天罪行後，若不是因為對罪的認識，也不會竭力抵賴。恥文化和罪文化中都有凌駕於國家、民族的普遍規則，只是在不同的國家、民族中二者力量的對比不同罷了。日本是恥文化的國家，不代表日本只受恥文化的影響，確切地說日本是罪與恥之間的國度，只是為恥文化賦予了更多獨特的性格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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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恥與義理（1）

不少日本人感覺來自於遙遠封建時代的義理就像浮士繪那般珍貴，是值得珍惜的“文物”，它的繁盛時期——江戶時代早已過去，當今的日本是一個繁榮的現代化國家，義理的鋒芒不如往昔。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沒有完全擺脫義理的影響。

論及恥辱，則必然要涉及秘密。每個人都有秘密，其中不少是絕不希望他人知道的，一旦它們被赤裸裸地曝光，為他人注目評論，人自然會倍覺恥辱。曾有日本學者直接將恥辱定義為秘密的暴露。然而，在一個社會中，究竟什麼樣的事件會被當作秘密，什麼樣的秘密讓人感覺恥辱，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受制於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