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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恥”。從某種角度說，知恥是武士生存的原動力之一，促使他們謹守義理，正是因為對恥的敏感，武士們才發揚“道義的義理”，定不放過侵犯了自身名譽的人。

同時，姬岡勤又肯定了“對名的義理”的存在。“名”的內涵相當廣闊，一個重名的人，既會小心呵護自己的名聲，又會自覺遵守社會禮法，時刻注意言行舉止是否和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同時在工作中也必定會格外嚴厲地要求自己，維護自己在行業內的名聲。對那些侮辱了他名譽的人，他雖不可像古代的武士那樣刀劍相向，卻也絕不會坐視不理，總要透過種種辦法挽回聲譽。

重名，已然成了日本的民族性格，在日本為維護人們名聲而設定的禮法多如牛毛，日本人似乎對任何事都一絲不苟，與其說他們天生心細如髮，不如說他們在極力避免因疏忽而落下的恥辱的印記。當然，對名的重視也讓日本人固執己見，不願承認錯誤，有時候又不免自高自大，目中無人。

櫻井莊太郎不同意姬岡勤的觀點，在他看來，義理就好比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波特拉齊人的待客理念，這些淳樸的居民至今仍然把待客多少作為衡量人社會地位高低的標準，待客越多，主人就越有面子。當然客人們也都頗識禮數，定會加倍回報熱忱的主人，以維護自己的榮譽。櫻井莊太郎稱其為“契約式的社會意識形態交換”。恩是有上下級之分的社會意識，義理則是立足於公平的社會意識，姬岡勤不應將武士們由恩而發的體面意識和義理混為一談。

柳田國男更是對“對名的義理”嗤之以鼻，表示自己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對名的義理”。柳田國男的反應或許有些誇張，但卻是情有可原，越靠近現代，義理的體面意味就越淡，今天的日本人提起義理，腦海裡第一個閃現出來的就是“贈予，還禮”，但在井原西鶴生活的年代，“對名的義理”卻頗為流行，現在“對名的義理”依然能從一些傳統味十足的行業中找到，比如日本的藝伎就認認真真地強調“義理是招牌”。

義理中的體面意味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淡漠，在和井原西鶴同時代的近松門左衛門的作品中，就已經顯現出這種趨勢。今天，體面規範的義理在影響力上已經遠遠不及還禮規範的義理，而對“義理、名恥”等問題的爭論也還會隨著義理概念的不斷變化繼續下去。或許學者們在展開對義理的爭論之前，先要在一起商量好研究什麼時代的義理。因此，儘管不能將義理和恥割裂開來，但在時代的變遷中，義理和恥間的裂縫卻越來越大，很多時候，日本人在說起義理二字時，一時間竟想不到它和恥的聯絡，當義理被普遍認為是一種還禮規範時，這樣的現象不足為奇。

義理和恥的聯絡被還禮的規範掩蓋起來，但即使將義理片面地看作還禮規範，恥卻仍舊對它發生著影響，譬如接受了別人重禮而一直沒能報答的人，多會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恥辱，而自覺地遵守還禮規範本身，也是出於對恥的敬畏。

人們多以被稱為“懂禮”而榮耀，在內心深處將自己想象成識禮之人，重情重義，把還禮的規範融合成自我理想，而在那些不大講究義理的國家中，日本人多會表現得格外不知所措。

以武士階層為例，武士們把勇敢無畏當作美德，膽小怯懦便為所有武士不齒。如果一個武士貪生怕死，他就會被認為有損整個武士群體的威名，而被大家孤立排斥，甚至打擊報復，所有人都會嘲笑他的軟弱，並不覺得嘲笑他有什麼不當之處。如果被嘲笑的武士自尊心強，就會主動鞭策自己，向武士集團的標準靠攏，努力克服膽小怯懦，最終成為人人眼裡的合格武士。

在這一事例中，群體透過對個人的嘲笑，將個人改造成符合自己期望的個體。在封建時代，武士們被反反覆覆地教育要愛惜名聲，知恥知辱，讓他們從小就對嘲笑格外敏感，如此，即使沒有外界的硬性條例來約束，他們也會自覺地向武士階級的價值標準靠攏。

就武士而言，他們已經自覺地將勇敢當作基本品格，膽小怯懦和武士精神格格不入，面對危險心生畏懼卻是人的本能，一旦發現自己心底的怯懦，即使沒有他人嘲笑，武士也會感覺恥辱。同時，膽小鬼武士的出現又大大超出了武士團體的意料，一個群體的勇猛威名總是來自身處這個群體中的個人，於是團體中的其他人開始嘲笑這個膽小鬼武士，因為他辜負了眾人的期望。

因為長期以來的知恥教育，武士們對嘲笑格外敏感，迫使他們督促自己遵守武士階級的價值標準，恥不僅僅是對違背了社會規範之人的一種懲罰，還有創造社會規範的意義。

《平家物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