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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典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一部小說，刻畫了不少戰爭時代的武士，其中諸如“有恥者”、“有恥武士”、“有恥門客”這樣的詞彙頻頻出現，多用來形容品格高尚之人。“有恥”即“知恥”，在當時，被譽為“有恥”，就類似今天被稱作“高貴”。“有恥”之人，都有極強的榮譽感，對武士來說，為維護榮譽，不僅要儘可能不做恥辱之事，在強烈的恥感的作用下，還必須以理想型的武士為參照，不斷完善自己，成為更高尚的武士。

體面型義理，因恥的存在，將人對面子的維護上升成一種規範，要維持面子，就必須謹言慎行，對那些和體面相關的規範亦步亦趨，因此，儘管這些規範未必都訴諸文字，具有強制性效力，但在恥的威懾下，人們還是要認真地履行它。

在研究那些古代武士時，姬岡勤不禁感嘆，作為一個武士，只要出現了恥辱的汙點，哪怕只有一點點，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即便自己的生命結束，這一點一滴的恥辱也會留存下來，成為後代的恥辱。恥辱似乎是武士的一種宿命，在近松門左衛門的《女殺油地獄》、《日本西王母》以及《國姓爺合戰》中，都有為恥辱折磨的武士。武士的名譽就好像潔白的紙，只要沾染上恥辱，就再也稱不上無暇了。在生和恥之間，為保全名譽，武士們能做的不是殺身取義，就是報仇雪恥。體面型的義理，既有讓人小心約束自己避免受恥的作用，又能讓恥成為自身提升的動力。

儘管多年以來日本的武士倫理一直被當成“封建的前近代倫理”的代表來研究，而武士也多被當成封建文化的象徵，但值得指出的是，武士的恥辱很容易滋長個人主義。對武士深有研究的相良亨曾說，在日本的思想中，武士的獨立思想最接近西歐近代的自我意識。每個武士都有強烈的自尊心，都希望成為人人尊敬的人，殺身雪辱，或報仇雪恥，一方面是在保護自己的名譽，一方面也是在告訴別人“絕對不要輕慢武士，侮辱武士”。漸漸地，平常人在和武士打交道時也會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避免傷害武士敏感的自尊心，同時，武士們也將自己受辱非同小可的意識推及他人，意識到不能讓別人受辱，相互尊敬的大環境就這樣形成了。到了明治時期，這種對他人的尊敬逐漸演變成對自己及他人個體價值的認同，並催生了近代意義的獨立思想。

無論是公恥還是私恥，既有可能向個人主義發展，又有可能浸染集團主義的色彩，它們和義理結合在一起，影響著日本人性格的形成。本尼迪克特曾總結道，在日本，人們必須遵循義理，“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在人前感到丟臉”。可見，恥辱和義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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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自律與他律（1）

就自律一事來說，日本人絕不比罪文化影響下的歐美人表現得差。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看到本尼迪克特將日本定性為恥文化後，日本的學者會有那樣大的反應，向來以超強自律性為榮的日本人，一下子被劃入了他律性文化的陣營，當然會有所怨言。

雖然明言日本是“恥文化”、歐美是“罪文化”的本尼迪克特並沒有說“歐美人是自律的，日本人是他律的”，但其恥文化的觀點一經提出，還是有不少人把日本當成了他律性的典型存在。被貼上“他律”的標籤，無論他律在社會中會發揮多大的正面作用，人們都不禁會認為，日本人之所以懂禮貌，有上進心就是因為害怕別人對自己做出什麼不好的評價。之所以要強認真，不過是好面子罷了，一旦沒了人監督，他們就不會好好表現。總之榮辱觀念極強的日本人不像歐美人那樣自覺，歐美人犯了錯，即便沒有被人發現也會深深自責，而日本人就是被人指出來錯誤，也會百般抵賴維護面子。

自尊心極強的日本人當然不滿這種非議，本尼迪克特的日本恥文化說提出來沒多久，日本的社會學家就十分認真地研究起日本恥文化，希望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本尼迪克特的觀點站不住腳。他們舉出了大量例子證明，日本人不僅會在他人面前感到恥辱，即便是孤單一人，也會有恥辱的感覺。他們把本尼迪克特所說的，在他人監督下的恥辱感稱為“公恥”，將人獨處時的恥辱稱作“私恥”，認為私恥就是日本人自律性的表現。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律性的一面，日本也不例外。對個人來說，要想在社會中立足，就必須自覺遵守社會規則，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和別人和諧相處，否則，人就會被社會孤立。一個人自律性的高低，往往決定著他和其他人的相處情況，古代的日本人重視義理，不用別人提醒就知道自覺遵守義理，就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