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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是為了幫助本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親密交往而設，若按字面意思解釋的話，即“正確的道理”。遵循義理可以讓人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同時保全自己和他人的體面、情意，讓人謹守在道德的界限內，而對日本人來說，體面、情意、道德又都是每個人必須小心護持的東西。

但“正確”本身就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正確觀”，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對“正確”的理解也會有很大差別。

義理本是在中世紀前期由中國傳入日本的，隨著語言的發展，“義”字也逐漸派生出多種含義。其實，江戶時期盛行的義理和今天的不同，並不存在和人情的矛盾，相反還和人情自然地融合一體。近松門左衛門是古代日本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後人在研究他最擅長的悲劇創作時，認為抒寫“義理和人情的衝突”是其製造悲劇的重要手段，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近松門左衛門的“義理和人情的衝突”實際上並不存在，他慣常表現的是對甲的義理和對乙的義理不能兩全的悲劇。

後來的社會學學者源了園將義理分為兩種，一種是為私人情誼而設的情感道德，姑且稱為“熱義理”；一種是社會固有的、社會中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稱作“冷義理”，前者和人情互為表裡，後者則經常作為人情的矛盾出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義理“冷”的一面發揚光大，和其“熱”的一面越走越遠，終於分化成公共性的義理和強調私人感情的人情。在近松門左衛門之後，文學家們就開始熱衷於表現人情和義理的矛盾了。義理那僅有的一點情感規範的色彩，也被消磨殆盡，儘管其發自情感，卻最終變成了由社會外力強制人們必須遵循的社會規範。

最早站在社會學角度研究義理的是津田左右吉，津田閱讀了大量江戶時代的文學作品，尋找義理最初含義的蛛絲馬跡。在《文學中的我國國民思想研究》一文中，他認為義理源起於戰國時期武士們的熱情，和意氣緊密相連，如果著重於自我情感，武士們的熱情便成了“意氣”；如果從他人的角度觀望，這種熱情便是“義理”。在紛爭不休的戰國，捨生忘死被當成武士的最高境界。津田認為，武士們之所以要求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不服輸、不怕死的英勇氣概，正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聲，免得後代被人恥笑。義理和恥辱在這時已經被聯絡在一起。

另一位學者福場保洲也贊同津田的觀點，認為義理是因顧及體面的心理以及避免被他人非議有損體面的心理而生，同時也包含著避免被誤解成玷汙了別人體面的人的想法。福場和津田都指出了義理出自體面的觀念，並和體面保持一致。

不過，也有人對這些觀點持保留態度。據下出隼吉則認為，義理多出自於對他人的體恤，從這個角度出發，他為義理下了定義：所謂義理，就是在採取行動之前，人不單要考慮到自己，還要考慮到被行動牽連的其他人的立場、感受，然後再審慎行事。因此，不管他人感受，只憑自己喜惡做事的人不是有義理的人。

顯然，據下出隼吉對義理的見解剛好和津田左右吉、福場保洲相反，前者強調義理“利他”，後者認為義理“利己”，這兩種相距甚遠的“義理說”，在大正時期（1912年—1915年）流行一時，1926年後的昭和時代，也有不少支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中斷人們對日式義理的研究，櫻井莊太郎將“恩”和義理聯絡起來，姬岡勤則認為義理基於對善意的回報，是一種“善意的交換”。戰後開始專注於研究日本文化的本尼迪克特也與之類似，從“交換、贈與”的角度審視義理。

武士和農民是古代日本社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姬岡勤認為，義理的觀念最早也從這兩個階層派生出來。由於二者分佈廣泛，義理很快成為遍行整個日本的觀念，無論出自什麼階層，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遵守義理。武士是最講究義理的群體，他們的義理格外強調對君主恩德的回報。武士們被要求遵守和君主的契約，要對君主效忠。這種義理髮展到後來，又演化出“忠實於契約的義理”和“道義的義理”。

所謂“忠實於契約的義理”，起初不過是指武士要對君主忠誠，武士受君主之恩，不能辜負君主的信任，必要竭盡所能地完成君主交代下的任務，以此來回報君恩。人們在讚頌武士精神的同時，也將這種“下對上”的“忠實於契約的義理”推廣開來，不斷擴充它的內涵，讓它變成了對遵守約定的要求，但凡是守義理的人，都必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以“守約”作為對他人信賴之情的“回報”。

武士比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