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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若遇到了糾紛，首先想到的不是“上法院去說理”，而是“內決”，儘量不要讓外界知道。

上個世紀80年代，在日本發生過這樣一場糾紛。一對夫妻將鄰居告上法庭，起因是自己在外出購物時，自家的孩子在和鄰居家的小孩玩耍時，不慎掉到附近的河裡淹死了。鄰居孩子的父母當時也在現場，沒有盡到看護小孩的責任。法院在認真研究了案件後認為，在這場事故中，這對夫妻應為孩子的死亡負主要責任，當然鄰居也有一定的責任，因此需要向原告賠償600萬日元的補償金。判決結果一公佈，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很多人紛紛打電話指責原告，認為孩子的死亡是他們自己的疏忽造成的。在巨大的壓力下，原告只好撤訴。沒想到原告撤訴後，輿論的風向突然發生180度的大轉彎，人們又將矛頭指向了忙著申訴的被告，以致沒過多久被告放棄了申訴。

法院的判決就這樣成了一紙空文，原先振振有詞的原被告雙方都安靜下來，孩子溺水一事不了了之，雙方的矛盾也戲劇化地化解了。這件事卻引起了法務省的重視，法律官員們為日本人的法律意識感到憂慮，他們又一次強調了接受審判權利對法制國家的重要性，希望社會各界都能謹慎地對待糾紛。

在西方人眼中，上法院打官司是解決糾紛的正當途徑，打官司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但日本人卻不大接受這樣的糾紛解決方式。日本人對法的信賴程度並不像歐美人那樣高，他們一直力圖迴避對立，甚至會強迫自己相信社會對立是“子虛烏有的事”。用“內決”的方式悄無聲息地化解對立，尚且可以讓他們說服自己“不過是場誤會，根本沒有什麼事嘛”，但一旦打起了官司，矛盾對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就不得不眼睜睜地直視本不願意看到的“對立”。

防這種“對立”於未然的方法，將已經發生了的“對立”清除的辦法，就是啟動一種機制，將所有對立隱藏起來。

在日本，自古以來都沒有特別發達的專制權力出現，即不存在明顯的、能夠號令全國的權力集團。在古代日本，即使是那些社會地位較高的人，也不會為所欲為地行使權力，豐臣秀吉坐穩天下後沒多久，就將人人羨慕的關白職務傳給了外甥秀次，自己則躲在幕後當起了太閣；德川家康於1603年被封為徵夷大將軍，1605年就把這一職務傳給了兒子秀忠……那些對國家事務有著一定影響力的官吏，多不會直接使用實權。在天皇和各級官員的背後，都有謀士和不易察覺的勢力在發揮作用。之所以要竭力避免專制權力出現，是因為專制權力會增加誘發社會對立的可能性。日本人也會對權力（利）加以限制，只是他們不像歐美人那樣用法來約束權力（利），因為法本身就含有“承認社會對立”的意味。於是日本人用增加中間人的方法，將人們手中的權力（利）分散開來，避免他們集合成強大的力量。

歐美人限制權力（利）以承認社會對立為前提，日本人限制權力（利）則以隱藏社會對立為基礎。

拋頭露臉代行權力的中間人站在明處，國家的真正實權者又躲於暗處，而如果將制定命令的國家實權者當作明，借他們聲望代行權力的中間人就是暗。二者的身份或明或暗，二者的關係若隱若現，恰好為恥文化的生長提供了前提。若有若無、若隱若現的環境正是恥文化的根植之地。

個人對國家的危害極其有限，但國家對個人的制裁，卻可以輕而易舉地毀滅個人的一生，將個人置於國家直接的統治之下，個人就像被拔去了刺的刺蝟一般脆弱。日本人認為，由中間人構成的中間集團，緩和著個人和國家的關係，避免國家統治硬生生地加在個人身上。但是，事實情況剛好和想象的相反，原本用來緩和國家對個人統治的中間集團，卻加劇了國家對個人的影響力。

中間集團在日本勢力可觀，甚至可以說是日本社會的核心，日本的力量沒有強大到能夠控制住個人的地步，但中間集團的代理權力越大，國家權力向社會滲透的範圍就會越廣，中間集團有能力將國家的意志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促使其影響個人的生活。

儘管日本人的家庭意識很強，將家裡事和家外事分得清清楚楚，並有意識地和家外的人事保持距離，但日本的家卻沒有足夠強大的防衛功能。在中國，如果家族中某個人受到了外人的欺負，該家族中的其他人就會憤憤不平地要求為他討回公道。在舊社會，家族和家族的爭鬥時常上演。但是日本的家族則剛好相反，如果家族中有誰引起了外人的不滿，讓家族感到威信“受損”，家族中人就會和外人一起“###”家族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