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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不少崇拜天皇的日本人堅持認為，發動戰爭並不是天皇的錯誤，那些國家官員才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他們歪曲了天皇的心意，利用了天皇的權威。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一直希望恢復戰前的天皇制，他在小說《奔馬》中將天皇比作太陽，將官員稱為雲朵，認為正是因為“雲朵遮住了太陽的光”，日本才一蹶不振，想要恢復光明不能消滅太陽，而是要撥開雲朵。最後，東條英機等人老老實實地接受了審判，下令發動戰爭的裕仁天皇卻依然受人尊敬，安然地在皇宮中度過餘生。如今在日本政界，高階官員在犯了大錯後，讓手下小官出面頂罪的事也屢有發生。

如果把權力代理制度中的“權力”替換成“權利”，這種制度依然會像從前那樣運轉下去。關於權利的本質，至今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權利就是法律保護的利益——利益說；有人認為權利是法律保護的意志——意志說；還有人認為，權利就是被法律尊重的選擇——選擇說。更多的西方人認為，權利就是人的選擇權，那些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堅信“上帝賦予了人選擇的權利”，在他們眼中，人的權利（選擇權）是至高無上的。

如果結合這種觀點，權利體系中的中間人，就不只是他上級的代理人，同時還代表著下級的主張。中間人的角色就像《聖經》中的摩西一樣，一方面聆聽上帝的教誨，將上帝（上級）的命令製成“十誡”教化眾人；一方面又作為眾人（下級）的代表，將人們的心願轉達給上帝。有了中間人的存在，下級就不用擔心自己的聲音無法傳達到上級那裡，他們和上級間存在著遙遠的距離，但中間人卻成為二者溝通的橋樑。

下級的意志向上級集團傳遞的過程中，也不免有被中間人添油加醋的情況，一旦上級對下級的主張不滿，中間人也可以以“我只是傳達一下下級的要求”為由，逃脫責任。同時，下級人也可以埋怨中間人，沒有如實地表達他們的願望，就像上級權力向下級滲透的過程一樣，下級意志傳遞給上級集團的過程，同樣可能含混不清。

無論是代表下級主張，還是代理上級權力，中間人都有可能在其中做手腳，他們讓人摸不清楚正在行使的命令到底是誰的主張，也讓人弄不明白，他們是否如實地轉達了人們的心聲。

為了讓上級的命令傳達下去，中間人擁有了部分原屬於上級的權力，對接受命令的下級來說，他們儼然就是上級的化身。就是因為中間人可以實現這種身份的轉化，從承接命令的代理人，搖身變成釋出命令的被代理人（上級），上級才可以巧妙地將自己的權力隱藏起來。

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雖然中間人未必會有意歪曲被代理人的意志，但只要有中間人存在，就註定了命令的傳達過程會對上級的本意有所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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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社會對立”的內心排斥（2）

雖然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下，仿照著西方國家建立起一系列的社會制度，但在處理政治結構的糾紛時，又和歐美大不相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原有的傳統。在歐美社會，權力和權利都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同時又為法律保護。權利和義務相提並論，想要獲得權利，就必須履行義務，人可以行使權力，也有接受別人行使權力的義務，二者的關係也被寫入法律，神聖不可侵犯。

因為法的存在，權力要如何行使，行使的範圍如何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果權力在行使過程中出現問題，只要對照著法律，追究責任人的責任就可以了。權利也與之類似，但凡為法律保護的權利，人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行使，即便發生了糾紛，有完備明確的法律條文做參考，誰犯了錯，誰需要負責任也都一目瞭然。權力的實行者和承接者是對立的，權利和義務也是對立的關係，這些對立讓糾紛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審判就是為了解決糾紛才設立的社會制度。

日本人不喜歡糾紛，會盡可能避免發生糾紛，所謂防患於未然，如果從根本上消除了糾紛發生的條件，就不需要用打官司這樣麻煩的事來解決糾紛了。若糾紛還是發生了，那麼與其讓素不相識的第三方（法律）來評判誰對誰錯，不如透過談判等方式私自解決糾紛，公了不如私了。打官司、爭對錯本來就不是什麼體面的事，還會弄得眾人皆知，費時費錢，讓原本就麻煩的糾紛，變得更加麻煩。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