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頁)

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難擺脫別人的傲慢與偏見。

無奈之下，老人找到了當年的好朋友，時任上海總工會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幾十年未見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噓感慨，最後，在傅老的幫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郵局的郵件打包場工作，每月工資200塊人民幣。

就這樣，無聲無息中，郵局打包場裡，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外表滄桑、幹活勤勉卻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誰也不知道他的來歷，也沒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節這天，打包場裡突然來了兩個警官，一人拎著一包月餅，指名要找姚承霖。

“場長嚇壞了，說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著回憶。三十多年後，姚承霖終於重新回到了他的單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對我說，知道我心裡委屈，想不通。讓我不要和別人比，而是跟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三個人比……你姚承霖怎麼說也曾是國民黨的人吧……”姚承霖說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時間，他還是會對著窗外沉思。這是位於上海市閔行區七寶橋的一戶普通一居，房內的設施樸素得甚至有些簡陋。靠窗的寫字桌上供奉著一尊觀音菩薩像，而房屋正面的牆壁上方，懸掛著象徵公安系統巨大榮譽的藍盾勳章。

過了一會兒，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語：“我們一起去內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後來回來的可能就我一個人。”

收押資本主義

接管上海這個遠東最大的資本主義堡壘後，如何將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資本和民族工商業分門別類進行接收、監押和收服，為戰後重建服務，並改造為符合社會主義建設所需求的經濟體，是新政權面臨的一大關鍵問題。

文/國家歷史特約　蘇琦

當*的幹部們來到上海這個他們闊別多年的遠東最大的資本主義堡壘時，面對的是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資本和民族工商業這三個共生綜合體。如何對他們分門別類進行接收、監押和收服，以兌現自己對工農大眾的承諾，又如何繼續利用他們的生產性功能和市場網路為戰後重建服務，並將其改造為符合社會主義建設需求的經濟體，將成為證明共產黨在軍事優勢（三大戰役的勝利）和政治合法性（新政協召開在即）之外還擁有經濟駕馭力，比國民黨更勝任復興中國大任的一個關鍵指標。

接管

這三者中，以對國家資本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接收進行得最為順利。這一方面是因為既定方針比較明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此前各解放區在接收敵產方面已經積累了若干經驗。

早在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提出了*新*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其中之一即為“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主義的國家所有”。1949年*日釋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更明確規定：“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農牧業傢俬人股份，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

舊上海　新上海（20）

接管的基本方針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統，原封不動，整套接收。”這一接管政策是陳雲在1948年接管瀋陽時提出的，其中重要一點是“所有在官僚資本企業中供職的人員，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須照舊供職，並負責保護資財、機器、圖表、帳冊、檔案等，聽候清點和接管。凡願繼續服務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後，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這一承諾大大保證了接管過程的順遂和接管後相關機構運轉的正常，考慮到*財經專才的匱乏，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

為貫徹系統整套接收的原則，*華東局在1949年5月上旬決定在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之下設立財經接管委員會，主任由華東財委會主任曾山兼任，下轄財政、金融、貿易、工商管理、輕工業、重工業、農林、鐵路、電訊、郵政、工務、航運、公用、衛生、敵產管理等15個處。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銀行的接管工作由財經接管委員會金融處直接負責，處長陳穆為原北海銀行行長。

1949年4月下旬，當接管上海的主要幹部在江蘇丹陽集訓時，陳穆與原北海銀行副行長灑海秋被指定負責接管上海官僚資本銀行的準備工作。軍管會金融處正式成立時，熟悉上海金融業情況的地下黨負責人項克方、謝壽天擔任了該處副處長。

上海是遠東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