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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清晰：“我有空的，能開會的”，出來當代表。但就是這件事，為水後來被停止工作埋下了伏筆——後來，他這一舉動被認為別有目的，是“為了建立自己的群眾基礎”。

居委會

1951年4月20日，上海市召開街道里弄代表會，民政局長曹漫之提出要加強里弄組織，將原有的人民冬防服務隊改組為街道里弄居民委員會。會議最終確立以工人住宅區梅芳裡為試點，摸索建立居民委員會的經驗。

一個月後，梅芳裡38　條里弄推選代表53　人，選出委員15　人組成居民委員會，設總務、福利、安全、衛生、文娛五個組。6　月8　日，正式掛牌成立梅芳里居民委員會。

而這一年冬天，鼎寧、瑞清里居民委員會籌備會，也在水大博的主持下成立。由屋代表提名101個候選人，然後透過三次選票，產生委員17人。水大博並非不懂“政策”。在居委會選舉中，“瞭解政府的政策是要以工人階級領導”的，因此“大家商量推出了曹鏡坤”，水大博只任副主任。17名委員中，職工成份4人，失業工人3人，學生1人，小販1人，洋行買辦1人，家庭婦女6人，評彈1人。

至1952　年底，上海市共建立居委會3891　個，委員49854　人，涵容人口421　餘萬人，佔全市人口的85％，全市街道里弄的90％　。其中以居民代表會議組織形式，建立居委會的有34　個，其他的都是從冬防隊轉變而來。

水大博當選副主任沒多久，矛盾就出現了。直接原因是，“符合政府要求的可以稱為合格的積極分子”不出來工作，而“真正掌握權力的是水為首的冬防隊人員”。調查報告稱，“水透過拉攏落後分子把持居委會”，導致一些人認為“居委會離了水大博不行”。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舊上海　新上海（28）

而事實上，水大博的確有權威。工人出身的王雲軒等兩個積極分子，力圖取代水，但沒有威信，一說話“大家就吵”；而水大博“一句話，大家就寂靜”。

這一權威顯然是民間性的，而水大博還主動有意尋求這種民間認同基礎，他“迎合落後分子的胃口，時常說自己是自願出來為居民服務，不去聯絡上級的。說人家（其他幹部）要出風頭，有事無事到辦事處、派出所去”，因而很多居民都擁護他。

這樣一來，區政府對這個居委會深感不安，所以並“不批准這一組織，佈置里弄工作是透過積極分子王雲軒進行”。然而，區政府也不得不承認，“王在群眾中沒有名義，威信無法建立，工作是有一定困難。”因此，最後“不得不仍透過水等去工作”。

另一個讓區政府不安的資訊是，水大博不僅不支援王雲軒，而且與原負責民警孫某拉拉扯扯，當孫在“三反”運動中被批鬥時，水主持大會，“公開暗示群眾‘大家要公正講話，不要打落水狗’”。

1951　年4月，曹漫之在《街道里弄組織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中說：“居民委員會的性質是居民自己的福利組織不是行政機構，不能擔負行政任務行使行政權力”，稍後的一份檔案中也強調，“街道里弄居民的組織性質，應該是群眾性的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的自治組織，不是一級政權”。

但考查上海市居民委員會的歷史，可以發現解放初期，居委會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其中政府事務佔了大頭。以1952　年對久安裡的調查為例，兩大方面工作中，“運動佔80％，日常工作佔20％　”，前者包括1950　年防轟炸搞防空，　1951　年抗美援朝捐獻，制定愛國公約，五一大*，國慶慶祝活動；1952　年三反、五反，愛國衛生，改造舊警察，禁菸禁賭，司法改革，勞動就業登記。日常工作則包括福利、優撫烈軍屬、文教、衛生、調解與治安幾大類。

與繁重的政府事務相應，居委會的實際權力增大，問題也接續出現了。

整頓，再整頓

“毛澤東同志，你是我們全國最偉大的領袖，所顧到的事情很多，但我們身居在上海的小市民，所感到的痛苦和壓迫是上級所不知道的……”這是1951年12月9日，上海市民李某寫給毛主席的信。反映的是部分市民對居委會工作的不滿，居委會雖然只是“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自治組織”，但權力太大，比如可以強迫派崗，或者利用特權“請人代值”。

上海民政局根據此信進行了專門調查，在給市政府的報告中，承認李某反映的情況的確存在，甚至更為嚴重。民政局認為，原因是由於居委會由冬防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