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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而來，“一些解放前的不純潔的分子”，特別是鎮反運動之後，在經濟上另謀出路，政治上改頭換面，甚至“搖身一變”成了積極分子。

調查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居委會“不純情況十分嚴重，令人不安”。如楊浦區，“初步統計，566個居民裡，就有174個非職工的所謂‘威望人士’”。江寧區居委會中，參加過反動黨團、任過保甲長、參與過流氓活動的“合計佔全區居民委員總數的15％”。總之，問題是嚴重的，整頓是必須的。

於是，1952年9月到1953年3月，上海居委會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整頓。重點是人員變動，要讓“成份好、紮根牢”的工人成為領導核心。

舊上海　新上海（29）

水大博，這個早就讓政府忍無可忍的居委會副主任，終於在這次整頓中“下臺”了。上級政府直接找到水大博，“宣佈他停止工作”。在這次大換血中，江寧區五千多個居委會委員中，換上一千多個失業工人，還有1700人是職工，“組織基本上得到了純潔與擴大”。

1954年，上海市委指示說，本市已有近140萬職工和文教工作者完成了*改革和思想改造工作，然而一萬一千多條里弄，還隱藏著殘餘的反革命分子、封建殘餘勢力和社會治安的危害分子，居委會和婦女組織中骨幹不純，還未能確保工人階級領導，至於機構不健全，工作混亂，以及貪汙浪費、違法亂紀等現象更為普遍。4月，上海市又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整頓，長達一年。

按整頓要求，幹部必須過幾關：參加學習班，交代，群眾大會，處理意見。這其中，工作隊蒐集材料、交代是壓力最大的階段。工作隊“深入群眾，依靠勞動人民及家屬，以及政治上可靠熟悉情況的人，個別訪問或座談會，廣泛接受群眾檢舉、密告、揭發”。從1954年4月試點開始，7個月後，發生了110起自殺事件，其中在交代階段自殺的佔。次年2月起，不到3個月，徐彙區自殺人數上升到145，逃跑上升到103人。

一時間，居委會幹部們惶惶不安，“這一次調整，我們過去的工作白做了，成份不好，保不住了”。他們想出各式各樣的辦法，“有的以生病為藉口，有的故意不好好學俄語，想下臺。有的互相吹捧，打擊別人。”

如此，1954年的整頓成果極為顯著：清除了“社會治安危害分子和有政治問題的人，新選出幹部一萬多，幾乎換了一半，“基本確保了工人階級在居民工作中的領導作用”。

透過整頓，按照中央內務部規定，上海市的居民委員會公雜費和委員補貼費，同全國一樣開始由政府統一撥發。這樣一來，居委會委員就從“義務制”轉變成為支取國家薪水的“專職人員”。學者郭聖莉認為，這樣，“居委會完成了它從半國家半社會的基層社會組織到徹底國家化的國家代理人過程。”

更重要的成果是，此次整頓同時對居民“進行了一次政治思想教育”，妻子揭發丈夫、丈夫揭發岳父等行為大量出現，監視可疑分子也成為里弄普遍現象。同時也湧現了一批“檢舉”典型，比如蓬萊區凌家宅居委會主任周水月一人就寫了108份檢舉材料。

至此，以居委會幹部為首，里弄的絕大多數居民，都自覺認為自己不再是簡單的居民，而是人民中的一員；少數敵人是人民和國家的對立面；而且人民之中，可能還隱藏著一些敵人；那麼，“階級鬥爭”這根弦便不能放鬆。

（參考書目：郭聖莉《城市社會重構與新生國家政權建設》，特此致謝。）

“打雞血”往事（1）

“打雞血”往事 從1959年到“*”期間，一種將鮮雞血注射進人體的“奇效”療法蔓延全國。在“打雞血”這個形容人亢奮、好鬥的詞語背後，是一段狂熱的歲月。

文/國家歷史記者　杜興

1959年5月26日上午8點，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次年8月轉為上海無線電三廠），一個叫俞昌時的醫生，在依約而來的病人眼前，給自己打了一針鮮雞血。五年後，他回憶這次“當眾表演”時說，“不到三小時，就感覺奇餓，中午吃了八兩飯”。

醫生的親身示範消釋了病人們的疑慮。從下午1時開始，四十多人讓俞注射了雞血，奇蹟立刻顯現：“有的頻頻咳嗽，注後五分鐘即愈；有的喘息數月不能睡，當晚即睡得極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癤腫大消”。

這已經不是俞第一次打雞血。在過去幾年裡，堅信“雞血療法”對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時已經暗自搞了一些實驗，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