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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難境地

儘管從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開始向中央上繳鉅額資金，但是*中央對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無減。1950年2月，中財委在京舉行全國財經會議後，給上海的任務是，在3月份內要徵收公債和稅收各3000億。當時上海剛剛經歷了2月6日的國民黨飛機轟炸事件，500多市民被炸死，供應上海80％電力的楊樹浦發電廠遭到毀滅性打擊，工業電力供應幾乎停止。上海市委致電中央請求減少徵繳數額，被中央覆電嚴厲批駁。後來上海市委才知道，蘇聯空軍馬上要進駐上海了。

而收3000億公債和稅收的任務一點不能少。顧準在他的《顧準自述》中寫到這段歷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這個任務，透過重罰來完成這個任務，我稱之為‘非常徵稅’”。具體說，就是派工作人員去查賬，查出問題就從嚴解釋稅法，從重罰款。顧準的老戰友後來對《顧準全傳》的作者高建國回憶道，顧準當時多次皺著眉頭對他們說，“這次，我在稅收任務和對資（產階級）政策之間夾扁頭了。”

當然，儘管“夾扁頭”，顧準仍然忠實地執行了中央的決策。而這種“非常徵稅”的後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資本家不斷有人放出風聲要殺顧準，公安局不得不專為他配備了兩名專職警衛員。

而且，這種“非常徵稅”將顧準與中財委在徵稅方式上的矛盾給激化了。中財委一向主張的收稅方式，是“*評議”，這種方式來自*在打下濟南和石家莊後的作法。即先確定一個全市某一時間段的徵收總額；再把這一稅額攤派到各行業；再在各業範圍內分攤到各戶。分攤採取各業各戶自報公議的辦法，即為“*評議”。

顧準進了上海後一直反對在上海搞“*評議”。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戶大的如永安公司近似壟斷資本，小的就是路邊的菸紙店，多如牛毛，彼此間差距又如此大，在一個行業公會中如何“*評議”？這種評議在經濟不太發達的中小城市還可行，到了上海，“只能有二種可能的結果，一是徵稅實額低於稅法規定的稅率，這會使資產階級佔盡便宜。二是徵稅高於稅法規定的稅率，這就會變成‘攤派’。”

在上海，大一點的企業都有健全的賬簿，完全可以依稅計徵，所以顧準的方法是“自報，查賬，店員協稅”，後來又建立了一個“特約查賬員”隊伍，對重點戶“專戶專管”，這實際已經是比較現代的手段，在今天的稅務工作中，基本也還是這種方式。

兩種收稅方式，今天看起來只是具體方法之爭，而顧准以一個瞭解上海並懂得經濟的年輕專家，頗有些恃才傲物，多次對上級的指示不以為然，最終為個人仕途上的根本轉折種下了惡果。

應該說，在上海，“*評議”的收稅方式一直就沒有真正實行過，即使是在顧準離任以後。但是上海稅收對中央政府的貢獻，是人人都承認的。《顧準全傳》中引用的一個數字，是1950年底，統計報表顯示，上海的稅收總額已佔全國稅收22％，而按高建國對當年親歷上海接管的*老幹部的採訪，當時來自上海的收入佔了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強到三分之一。　txt小說上傳分享

舊上海　新上海（6）

離別上海

顧準說，他當時在稅收任務和對資（產階級）政策間被“夾扁頭”。這個對資政策，在1948年時，曾被劉少奇闡述過。當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革命勝利後，中國還不能馬上採取社會主義的政策。他說，我們（共產黨）與民族資產階級至少“可搭夥10年至15年”。當時，毛澤東也表示同意這個說法。1949年4月，劉少奇到天津視察，講了著名的“剝削有功”理論，因為*當時很清楚，民族資產階級當時在中國工商業中佔了主體。在上海，在顧準當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的時代，他所面對的繳稅物件，基本全是民族資產階級。

但是到了1952年，形勢開始不同了。

一方面，是國家扶植的國營企業越來地盤越大。政府從幾次同私人投機商的較量中愈發感到手裡直接掌握資源的好處，對於國有企業時時給予照顧，比如有些重要的緊俏商品是規定不賣給私營商號的，也有些私營批發商發現，批零差價被不適當地縮小了，他們簡直無利可圖，而他們的對手國營商業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