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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倆一邊喝一邊說些閒話。爸爸跟我說他一天是怎麼過的，也問問我的生活。咖啡喝完以後，他又把我送上床，親吻我，叫我再好好睡一覺，自己這才上班。這是我同爸爸非常特殊的聚會，一天都不落。

後來我長大了，從家裡搬了出去。每天都跟他在電話裡說一會兒話。父女再聚會已經改成一起做晚飯的時候了。爸爸給媽媽做，我給自己的丈夫做。我們從來沒有錯過這一碰頭聊天的機會。

爸爸是1995年去世的，現在我仍然非常想念他。如今，每天早上我還做一壺咖啡，坐在廚房桌子上喝。我的咖啡還是稍微帶點棕黃色，加了不少牛奶和糖，喝在嘴裡甜絲絲的。當我舉起杯子，喝到嘴裡第一口的時候，我好像看見爸爸就坐在桌子對面，手裡拿著他的咖啡杯正對我笑。他跟我說再見的時候我一點兒也不難過，因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他還會回來陪著我。我喝咖啡不是例行常規，它有特別的含義。我是跟爸爸一起喝咖啡的。

——貝斯？哈克特，紐約州康內薩斯市，大學生

技師羅傑爾？哈克特（1924—1995）之女

轉身，我就能看到你

神學院學生

和你的兒子在一起是一件事；他傷透你的心的時候仍然同他在一起是另外一件事。

我父親是19、20世紀之交在愛爾蘭出生的。我哥哥從萬聖中學畢業，走上講臺領取畢業文憑的時候，父親非常驕傲，因為這是我們家第一個讀完高中的人。3年以後，我也高中畢業了。我告訴父親我想上大學，他一時拿不定主意該如何回答。幾個星期以後，我又跟我的父母說，我考慮要上的學校是紐約神學院，這下子父親同母親都喜形於色，立刻表示贊成。在當年那個時代，一個愛爾蘭家庭的孩子將來有資格做神職人員是一件非常光采的事。

我在神學院研讀神學的8年漫長而艱苦。特別是最後一學年，很早就要為5月裡被授予聖職舉行的儀式做種種準備。又要選擇一處寬敞的大廳，又要填寫邀請信，又要安排坐次席位——簡直像在舉行一場沒有新娘的結婚典禮。聖安塞爾姆教區——我們家所屬的教區，所有教徒都積極開動起來，為卡羅爾一家這個大喜日子做準備。在忙碌中，日子很快地過去了。

聖誕節來了，又過去了。這時候我心坎裡隱隱約約出現了一個令我心神不安的想法。我真的要當一輩子牧師嗎？我真的要去天主面前宣誓，就此決定了我今後的人生道路嗎？這一年復活節前一週我在聖帕特里克教堂舉行的祈禱儀式上有幸表演獨唱。儀式過後，我獲得半日休假，回家去看望一下父母。這時離我接受聖職的日子只有6周了，兩位老人都忙著做最後一些準備工作，沒有時間同我談我的問題。

回到神學院以後，已在我心中冒頭的那些想法仍然不斷困擾著我，直到最後我打定主意，決心放棄早先樹立的生活目標，改換另一種生活道路。我有一個好朋友，早已是牧師，派駐在離我父母家只有一英里遠的教堂裡。我把我的決定告訴他，他說他可以把一輛汽車停靠在神學院院子裡，什麼時候我跟學校談妥我要退學的事，立刻就可以駕駛他的汽車離開。1961年春天一個安靜的早晨，其他學員還都在上課，我開著這位朋友的車，緩緩駛出校門，汽車駛進庸克爾斯鎮的街道。從此我告別了神職人員的生活。

我把車一直開到東南布朗柯斯我朋友的住處。“我該怎麼辦，喬？”我跟朋友說，“我怎麼回家告訴他們？我會把他們的心傷透的。”我的朋友自告奮勇先到我家把我離開神學院的事跟我父母談了。不到一個小時他就回來了。“沒問題了，湯姆。你可以放心回家去了。”

我走進我自幼就非常熟悉的那幢小公寓房，兩位老人正並排坐在一把睡椅上。我往他們前面一站，想不出要說什麼。我開始哭起來，只是連聲說對不起他們。我說，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把這件事隱瞞了這麼久。“你沒有什麼對不起我們的，孩子，”父親說，“你沒有做錯什麼事。”

在父親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裝滿尚未投郵的邀請信的紙盒就放在離他不遠的地方，不留情面地叫我想到我的半途而廢的職責。

父親站起身，面對著我。“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別人誰都不能替你策劃。這幾個月你一定很不好受。你心裡有事卻跟誰都不說。我和你母親都為你驕傲。做出這樣的決定也真夠難為你的。”我站在那兒，又慚愧又尷尬。最後父親向廚房那邊點了點頭，對我說：“來吧，茶都快涼了。你去給母親倒一杯。”

3個月以後，我母親死於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