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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當盡之義務，其事之順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識漸開，不迷所向，為吾輩莫大之責任。”袁世凱在這裡不僅表現出他對立憲政治的驚人淺薄，更為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妄圖使資產階級性質的立憲政治溶化於封建專制制度的反動目的。接著，為迎合西太后對君主立憲的拖延態度，他又說“夫以數千年來未大變更之政體，一旦欲變其面目，則各種問題皆相連而及。譬之老屋，當未議修改之時，任其飄搖，亦若尚可支援，逮議及修改，則一經拆卸，而腐朽之樑柱，摧壞之粉壁，紛紛發見，致多費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者言之，則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統轄也，錢幣之畫一也，賦稅之改正也，漕運之停止也，其事皆極委曲繁重，宜於立憲以前逐漸辦妥”。⑦

對於袁世凱的這些“高論”，雖然有些守舊派反對，但“政府諸公多贊成之”，⑧“遂於次日面奏兩宮，請行憲政”。⑨西太后也以為然。9月1日清政府下詔“預備立憲”，表示要從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⑩

為了作好所謂“立憲預備”，袁世凱一面設立“憲法研究所”，編刊《立憲綱要》等書，一面仿照“日本市町村制度”，辦起所謂“地方自治”。1906年8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日本留學生金邦平等擬訂自治章程，創辦自治局。先在天津籌辦“自治研究所”，選拔天津府所屬各府州縣“士紳之閱歷較多素孚鄉望者”入所聽講，並招其他各府州縣“旁聽生”。此後，又從直隸全省選拔官紳一百六十餘人到日本參觀行政、司法及學校，並責令呈驗日記，徵其心得，這些官紳回國後在本籍開辦自治學社。次年8月，天津縣士紳集會，“選舉”三十人為議員，成立了天津“議事會”。袁又命令各州縣，以天津為“模範”，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1＇他所謂的“地方自治”，不是興民權，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紳之權，“以輔官治之所不及”。＇2＇這實際上是曾國藩辦團練“大張紳權”“以紳輔官”政策的翻版，只不過塗上了一層資產階級代議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對這種自治“甚為嘉納”。＇3＇後來，清政府令各省辦自治局，各州縣設議事會，就要推廣袁的這一套辦法。

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決心要形成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派系。對立憲派各系，他採取的原則是：順我者昌，收為己用；逆我者亡，消除異己。

1906年12月，國內立憲派在上海組成“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他們聯絡各省立憲派，要求政府速開國會，實行憲政。袁世凱也極力拉攏他們，對他們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援；而對以康、梁為首的國外一系則表面敷衍，暗中破壞。1907年秋，梁啟超等在日本東京組成政聞社。當時西太后懸賞銀十萬兩嚴拿康、梁的諭旨尚未撤消，政聞社為取得合法身份，推馬良（1840…1939）為總務員，並於次年1月遷回上海。他們聯絡各省憲派，發起“國會期成會”，要求政府速頒憲法，並暗中與袁的政敵肅親王善耆攜手合作，“電劾親貴權奸喪權辱國”。＇4＇鋒芒直指奕匡力和袁世凱。因此觸怒袁氏。袁入宮面奏西太后說：“政聞社系康、梁所發起。”太后非常震怒，於1908年8月下令“嚴行查禁”。＇5＇康、梁一系受到沉重打擊。

同時，袁世凱對在立憲派中獨樹一幟的楊度則極力加以籠絡。楊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為王運的弟子，1903年參加經濟特科考試，因被清廷懷疑為康、梁黨羽，未被錄取。不久赴日本留學，被東京中國留學生會推為會長，並結識康、梁和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等。開始，他和康、梁一起鼓吹君主立憲，後因意見不合，分道揚鑣。1907年冬，他回國辦理其伯父楊瑞生（朝陽鎮總兵）的喪事。袁有意網羅他入幕，乃致電湖南巡撫諮送他入京。1908年春，楊抵京，袁世凱、張之洞聯名奏保他為四品京堂在憲政編查館行走。後來，袁又舉薦他到頤和園為西太后和皇族親貴講解立憲問題，從此，楊引起朝野注意。

楊度在北京設立“憲政講習會”（即憲政公會）本部，自任常務委員長，以三年召開國會相號召。他以立憲的解釋偏重維護“君權”，他說“各國僅以憲法為民權之保障者，中國則兼以憲法為君權之保障”，如無“君主大權統一之，則必不能使國本安寧，天威赫濯，一尊永定，各族歸心”。＇6＇他又宣傳袁世凱、張之洞是政府立憲的首腦，政聞社排斥他們是不顧大局。因此，革命黨人反對他，康、梁責罵他，但他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