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2/4 頁)

②南里知樹：《中國政府僱用の日本人》，見《近代日中關係史料》第2集，東京龍溪書舍，1976年版。

③袁世凱：《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折》，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日。見同①卷35，頁2。

④同③。

⑤同③。

⑥羅：《記廢科舉》。見《庸言》第1卷，第6期，1913年2月。

⑦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4冊，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版，頁128。

⑧袁世凱：《縷陳直隸歷年學務情形折》，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八日。

⑨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

⑩《蘇報》，1903年1月8日、21日。

投機立憲運動

1905年袁世凱開始投機於立憲運動。關於此事，他的幕僚張一（1867…1943）有一段回憶：“南通張季直致書項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於小室信夫。一日餘入見，力言各國潮流均趨重憲政，吾國若不改革，恐無以自列於國際地位。且滿漢之見，深入人心，若實行內閣制度，皇室退處於無權，可消隱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達到目的。項城謂：中國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專制治之，易於就範，立憲之後，權在人民，恐畫虎不成，發生種種流弊。餘力言專制之不可久恃，民氣之不可遏抑。反覆辯論，竟不為動。且問餘：至此尚有何說？餘曰：公既有成見，尚復何詞。退而悒悒。及越宿，又召餘入見，囑將預備立憲各款作說帖以進，與昨日所言似出兩人，頗為驚異……退而糾合金邦平、黎淵、李士偉諸君，①分條討論，繕成說帖。後見北洋與考察諸大臣會銜奏請預備憲稿，即餘所擬，未易一字。”②

由這一席說可見袁世凱對於憲政毫無誠意，他之所以幡然變計，並非改變了封建專制主義立場，而顯然是從策略上考慮的。

日俄戰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迅速發展。同時，資產階級上層的立憲活動也逐漸高漲起來。袁世凱看出沒落的清王朝沒有出路，“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1908年孫中山發動河口起義失敗後，西太后曾對袁表示：“滇匪雖靖，孫逆未擒，仍是可慮事。”他明白地回筆說，“如實行立憲，即無足慮”。③可見袁參與立憲，首先考慮的是拉攏立憲派，以緩和革命危機。而且，此時立憲派已分化為兩系：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一系，仍亡命海外，只能從事非法的活動；在國內又形成了以袁世凱的老師張謇和湯壽潛、鄭孝胥等為首領的一系。這些人多是官紳，又掌握著一些大企業，操縱輿論，在社會上比康、梁更具影響。他們企圖透過某些高官顯貴，觸動內廷，盼望御賜一部憲法，使中國走上法治的軌道。張謇看到袁“攬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寵信，早在1904年7月就曾寫信要求他體察世界大勢，效法日本明治維新時的重臣伊藤、板垣諸人，主持立憲，“成尊主庇民之大績”。信中還動以情說：“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下？即下走自問志氣，亦不在諸人下也。”④當時袁尚未看準風向，曾覆信稱“尚須緩以時”。⑤所以，袁和立憲派的結合不僅是反革命政治上的需要，客觀上也有了可能。

其次，袁世凱深知自己的權位全靠西太后信賴、支援。當時，西太后已是古稀垂暮之年。封建專制社會，歷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況袁與光緒之間還有1898年結下的仇怨。袁擔心靠山一旦傾倒，光緒帝和青年貴胄上臺將於己不利。立憲正可以削弱皇帝的權力，鞏固一己的地位。當時曾有人指出：“袁世凱與鐵良不和，欲借是（指立憲）以傾政府。”⑥可謂看破了他的內心。

袁世凱認定立憲既是抵制革命所需，又與自己和整個北洋集團的發展有重大利害關係，便把那種“立憲後，權在人民”的恐懼拋在一邊，立即以“開通風氣”自詡，連上奏摺，侈談立憲。1905年奏請朝廷派親貴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於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次年8月16日，又奏陳預備立憲說：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參與政務，為上議院基礎，使各州縣有名望紳商參與地方政務，為地方自治基礎。26日，又應召進京，參加“閱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陳奏各折件”，討論立憲問題。次日，在親王大臣會議上，他擺出一副憲政權威的架勢，信口雌黃地說：“昔歐洲之民，積受壓力，復有愛國思想，故出於暴動以求權利。我國則不然，朝廷既崇尚寬大，又無外力相迫，故民處於不識不知之天，而絕不知有當兵納稅之義務。是以各國立憲，因民之有知識而使民有權，我國則使民以有權之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