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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其他幾個機構合作，給孩子們提供臨時帳篷學校、文具和書本。這項工作很辛苦，但是，能保障這些孩子們接受教育對我來說便是莫大的回報。

除了這項運動之外，我還動員工作人員在全省範圍內進行骨髓灰質炎疫苗接種，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常常忙到晚上，這影響了我的家庭生活。哈米德重病纏身，正需要我。我也想多陪陪他，可我也想為國家做這項重要的工作。通常，哈米德很支援，無論我工作到多晚都不介意，但現在，他知道自己時日不多，對我一心撲在工作上多少有些成見。我也是左右為難，徒增不少壓力。

有時候，我真的是從一個會議跑去參加另一個會議，連飯都來不及吃。我仍然穿著蒙面長袍，即便會見外國官員和援助人員也是如此。有一天，省長建議我把蒙面長袍拿掉。他說，這些人需要看我的表情，以便於交流，這之後我就不再穿蒙面長袍工作。

那段時期工作很辛苦，但收穫也很大，尤其是我的領導能力和貫徹執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當地和國際方面的同事的信任後，我也被賦予更大的責任，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自己沒有選錯職業。

塔利班倒臺後的那幾個星期和月份裡，阿富汗完全變了副模樣。喀布林的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樂觀的情緒，你幾乎都能明顯地感覺出來。一夜之間，成百上千的難民回到家鄉。過去幾年裡，在不同時間點——包括蘇聯入侵時期、殘暴的內戰時期，以及苛刻的塔利班統治時期，相繼逃難在外的阿富汗人都覺得阿富汗安全了，於是也就都回來了。在海外的阿富汗投資商發了財之後也紛紛回國創辦了新的企業、開設旅館、辦起銀行，甚至還修建了高爾夫球場和滑雪場。

當然，阿富汗的經濟還沒復甦，大多數人的生活還處於悲慘的貧窮境地。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基本的能源供應，比如電力供應，均遭到了破壞，而且還很少有人能喝得上淨水，用得上衛生設施。許多回國的人們發現家被毀，房子被別人佔據。在國家迴歸正常的過程中，失業人員到處都是，食品短缺也相當嚴重。總體上國家還是一片混亂，然而，這是長期以來第一次在混亂的形勢下出現了一股樂觀情緒。

聯合國辦事處迅速擴大，全球各地的資金不斷湧來，工作人員馬不停蹄地把這些資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需要去陪陪哈米德，於是請了一個月的假，去了喀布林。我打算重新註冊去上喀布林大學，以便繼續醫科學習。塔利班曾經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我是被迫中斷學業的。去註冊的時候，我被告知，因為隔的時間太久，已經沒法繼續唸了。但事實上，我失去這個重新就讀的機會是因為我在面試過程中帶上了舒拉。招生負責人很明確地告訴我說，他不贊成母親出來上學。沒被錄取我很難過，但心裡有了更重要的牽掛，哈米德現在幾乎每隔一個小時就咯血。

我又帶他去了巴基斯坦，還是找那個每月給他開500美元藥物的醫生。他說，由於哈米德沒有持續用藥，他的肺結核已經發展到用藥無效的地步。連他都已經無力迴天，於是建議我們去伊朗試一試那裡的一項新療法。我把錢交給哈米德，他就一個人去了，我回到了法扎巴德，繼續做我的工作。哈米德在伊朗醫院裡住了四個月。此間，我們僅限於電話往來。每次通話，他聽上去很樂觀，而且他還說感覺好多了。

在法扎巴德，政府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對婦女來說，前途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哈米德　·　卡爾扎伊擔任臨時總統，直到正式選舉開始。曾經遭到塔利班迫害的人權活動分子如今公開出來為打造更好的社會而努力。當然，巴達赫尚省不再是政府駐地，中央的權利中心已經搬回到了喀布林。我突然覺得自己被孤立了，在首都之外，視野也變得狹窄了。於是，我遞交申請，順利爭取到了在首都的一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婦女兒童保護工作幹事的職位。幸運的是，基金會提供日託服務，我可以帶上兩個孩子去上班。

通常，跨市搬家這樣的事情主要由男人負責。但是，哈米德儘管回到了家，身體還是很虛弱，不能外出，這個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我準備帶上哈米德和兩個女兒搬到喀布林，我哥哥賈邁勒沙哈的兩個妻子及其子女也將搬過來跟我們住。我請了一個下午的假到集市安排一輛卡車將行李和傢俱運到喀布林。幾個司機看了看我，疑惑地問：“妹子，你丈夫呢？為什麼不讓他來辦這些事啊？”我生氣地回了他們一句：“兄弟，你難道覺得女人連租車這樣簡單的事也做不成嗎？為什麼你們男人總是覺得我們女人沒用呢？”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