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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林，我們重新住進了哈米德在馬克洛裡安的公寓。那是2003年，我工作忙得很，但做得很開心。我成了聯合國員工協會女性問題代表，出於工作原因，需要到阿富汗各地監督女性相關的工程情況。我記得有一次去的是坎大哈——塔利班意識形態的中心地帶，到了那之後，我所工作的那個社群的領導幾乎不跟我說話。他們是保守的男子，也是塔利班的追隨者。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塔利班從當初的統治者淪為如今需要聽從一名女性的命令。漸漸地，我將他們爭取了過來。幾天之後，我們工作時就像一直在一起合作的老同事般融洽。直到今天我還跟他們中的某些人保持聯絡，只要來喀布林，他們就會來拜訪我。我真真切切地認為，人只有親身經歷過某些事情之後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對性別的觀點可以改變，會改變，即使是最保守的人士也能做到。

哈米德從伊朗回來，在剛開始時我看到他情況大為改觀，心情也為之一振。但是，沒過幾個星期，他又舊病復發，沒走幾米遠就咯出一團團的血。見此情景，我的心都碎了。這種病有傳染性，哈米德擔心會傳給孩子們。每次他開始咳嗽時，就用手絹捂住嘴巴，命令女兒們到別的房間去。我們的公寓在五樓，也就意味著他只能在家待著，因為上下樓對他來說實在太困難了。我們很久沒有肌膚之親了，只要健康允許，他始終是名好丈夫。疾病沒有損壞他的大腦，他依然有著出色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每次我在工作上遇到難題，或者不知道如何實施一項新的工程，他就幫著出謀劃策，或者至少也能傾聽我的意見。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依然是我最大的慰藉。

再過幾個星期之後，他需要做一次複查，於是我們飛往卡拉奇的阿加汗大學醫院，是當地最現代的醫院之一。他病得連走路都走不動，我只好用輪椅把他推進病房。這時的他瘦骨嶙峋，頭髮灰白，有一個護士甚至以為他是我父親。我在他床邊，陪他過了一夜，就像我曾經在母親臨死前幾天陪她那樣。第二天上午，醫生把報告給了我們。一切為時已晚，他的肺與其說是個重要器官，倒不如說更像牛皮鞋跟。醫生給開的藥很重，副作用害得他渾身不適，還有強烈的嘔吐感。他告訴我說不想再吃藥。

那時正值夏天，明媚的陽光似乎讓哈米德精神略微一振。藥物使他嘔吐，但並不影響胃口，他的飢餓感也恢復了，飲食也變得正常起來，臉色也漸漸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我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只想陪他度過剩下的分分秒秒。那天是星期三，我決定為他準備一份雞湯。之前那個晚上他沒睡好，人很疲勞。我想讓他自己喝雞湯，可他幾乎連拿調羹的力氣都沒有。那一晚，我的姐姐和他的姐姐都過來看他。

他跟她們聊著，我在一旁看著，發現他是如此英俊，如此精神，就好像疾病已經從他臉上離去，突然恢復了昔日健康時的模樣。“哈米德，我親愛的，”我打趣道，“你在跟我開玩笑，不是嗎？你沒生病，你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要不然你怎麼看起來這麼精神呢？”他笑了，緊接著便咳嗽，後來又大口大口喘氣。

我們把他揹回房間。我轉過臉去，生怕他看到我哭泣的模樣。天很晚了，我在另一個房間和她們幾個一起躺了下來，但心裡總感覺不踏實，於是又回到哈米德的房間，在他身邊躺下。我握著他的手，兩人都哭了。回想起新婚的第一個星期我們是多麼幸福，那時我們一起憧憬未來。我們要求的並不多，可是得到的卻是傷心和病痛。

女兒們也進來了。她們裝扮成庫奇族女孩，向父親獻歌，這是她們以孩子的方式鼓勵我們。歌唱得很動聽，卻也叫人心碎。她們轉動身子，在頭頂旋動面紗，唱著：“我是一個庫奇族女孩，請看我為你跳支舞。”歌曲罷了，兩個女兒讓哈米德吻吻她們，可他因為擔心傳染就拒絕了女兒們的請求。

我仍然逼他吃東西，央求他：“把這個桑葚吃了，再喝一點兒湯吧，就喝一湯匙。”求了半天，他也沒吃一口，沒喝一下。我開始不知不覺地睡著了，真的太累了。姐姐進來，讓我到另一個房間休息。我不想離開哈米德，但他堅持要我去。他還開玩笑說：“法齊婭，你的同伴監督人會把我照顧好的。她一定會保證我吃下食物和水果，還會保證讓我呼吸順暢。你快去休息一會兒，拜託。”我出去了，到另一個房間和孩子們一起睡了下來，我將她們緊緊抱在懷裡，心裡在想，要是沒有了父愛，真不知道她們怎麼活下去。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我聽到一聲尖叫。這一聲尖叫我永遠忘不了，那是我姐姐在喊哈米德的名字。我趕緊跑到哈米德的房間去，他就快不行了，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