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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達赫尚省是阿富汗唯一一個女性可以工作的地區，我則是阿富汗唯一一個為聯合國工作的女人。這是件很高調的事，當然會招致一定的危險。差不多所有法扎巴德的人都知道我是誰，是幹什麼的。許多人很喜歡我，喜歡有聯合國的介入；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總是不斷地捏造關於我的醜聞，傳出閒言碎語。就連我的頂頭上司也難以接受有一個女性副手，所以，在過去，他經常叫我把辦公室的門關上，這樣一來，有男性客人來訪時就看不到我了。

我們家附近有一所清真寺。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有個毛拉在寺里布道，說的是女性為國際機構工作的事。他說這是明令禁止的，丈夫也不該允許妻子這麼做。他的觀點是女性不該跟非伊斯蘭教徒一道工作，而且任何因此而來的收入也是不被允許的。

可憐的哈米德當時在院子裡和莎哈扎德玩耍，恰好聽到了這次講道。他告訴我說，他笑得不行了，然後就進了屋，因為實在聽不下去。他的妻子是省內唯一一個為國際組織工作的女性，所以那個毛拉影射的就是我。他在家照顧女兒，而我卻出去工作，我們還要聽別人的聲討。當然，如今，這樣的角色互換比以往更常見，不但在西方國家，就連阿富汗的許多現代年輕男人也開始分擔了養育子女的責任，而且，出於經濟需要，許多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出去工作。但在那個年代，我們真的是獨一無二。聽了這個毛拉的話，我心裡大為不安。或許對他來說，讓整個社群的人反對一家人是容易的，但當著我丈夫的面指責我的“錯誤行為”就沒那麼簡單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年之後我當上了議員，這個身兼宗教老師的毛拉跑來求我幫忙。他被解僱了，想讓我到教育部替他說情。當初他在宣教中反對我的時候，根本沒想到會有需要我幫忙的一天。但是，經過這幾年，即使像他那樣的人也開始意識到女性在政府部門和社會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最後，我幫了他的忙，2010年，我再次參加選舉時，他也幫過我的忙呢。女性在公共部門和政府部門中工作的重要性還在於這有助於逐步改變人們的觀念。

聯合國是工作的好地方，在那段困難時期，它對我的幫助頗多，有時我可以帶上孩子們和哈米德前往巴基斯坦。有一次我還帶哈米德去了伊斯蘭堡最著名的醫院——希法醫院，接受新藥治療，但費用高昂，每個月500美元。我堅持了6個月，但過後薪水再也不夠支付費用了。

我仍然不願面對哈米德即將病死的事實，2001年時，他還很年輕，才35歲。

北方盟軍和塔利班之間的交戰差不多停了，有謠言說聯合國安理會即將承認塔利班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這樣的前景是許多阿富汗人無法接受的。看樣子，世界上的人們無法與我們就某些看法達成一致，也沒看清塔利班所構成的威脅。2001年春，馬蘇德代表拉巴尼政府前往歐洲訪問，並受到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尼古拉　·　方丹的邀請向歐洲議會做演講。

他透過演講警告歐洲國家，塔利班勢力興起是個威脅，基地組織將向西方國家發起大規模的襲擊。在他短短的歐洲之行中，他還去了巴黎和布魯塞爾，分別跟歐盟安全政策高階代表哈維爾　·　索拉納和比利時外長路易　·　米歇爾舉行會談。他帶去了許多阿富汗人們的希望，從收音機裡我們得知，他在那裡深受歡迎，我們聽了也相當鼓舞。他傳達的訊息簡單明瞭：塔利班是基地組織戰士的包庇集團，無論對阿富汗還是整個世界都是一支不斷崛起的威脅力量。在一份致給美國總統喬治　·　W　·　布什的私人信件裡，馬蘇德警告說：“如果你們不幫助我們，這些恐怖分子很快就會襲擊美國和歐洲。”遺憾的是，西方的政治領袖沒有及時聽取他的警告。

那個時候，在我的朋友中瀰漫著一股悲傷的聽任心態。看樣子塔利班真的要賴著不走了，為了趕走蘇聯侵略者我們花了14年的時間，如今我們卻要跟這股新的怪異伊斯蘭教勢力做鬥爭。如果聯合國真的承認塔利班為合法政府，那就意味著拉巴尼政府在巴達赫尚省的統治是非法的。就我個人而言，這意味著我肯定要失業。

就在馬蘇德將軍訪問歐洲的時候，大量的外國代表團來巴達赫尚省會見拉巴尼。他剛從巴基斯坦回國，駐紮在法扎巴德。很明顯，聯合國正在積極活動，試圖讓塔利班和拉巴尼政府達成和解，並簽訂一些協議。

2001年9月9日，秋日的阿富汗晴空朗照。我坐上一輛聯合國專車，前往一個國內流離失所人員帳篷，看望孩子們的活動情況。這些孩子們的生活真的十分悲慘，住的帳篷裡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