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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會面，談判衛生、教育專案，商量如何共同籌集資金。儘管他當時還只是個孩子，但這些官員深知，在我們的“阿巴卜”制度下，父親得到了當地居民的大力支援，所以他們不得不做好與他打交道的準備。

早期的這些年月給了我父親處理社群問題的機會，等他成人之後，很自然地就能領導社群了。他真是生逢其時，因為那個時候，阿富汗剛剛開始了民主化程序。1965年，國王決定組建民主國會，允許人民投票選舉地方代表，賦予他們從事國家決策的權利。

巴達赫尚省的人們此前一直覺得被中央政府忽視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聲能夠得到中央的回應，非常激動。在選舉中，我父親被選為新的議會成員，是達爾瓦茲歷史上第一個進入議會的人，他代表的人們不僅僅是阿富汗最窮的，也是世界上最窮的。

巴達赫尚人雖然貧窮，但非常自豪，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不動搖。他們像多變的高山氣候一樣狂野暴怒，也會像長在河岸上花崗岩叢中的野花那般嬌柔堅韌。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員，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瞭解當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崗位就全力以赴。

那個時候，巴達赫尚省與外界的唯一聯絡方式是透過收音機。父親從爺爺那裡繼承了村裡唯一的一臺收音機。那是一臺笨重的俄國產木質無線電收音機，上面有個黃銅按鈕。我父親第一次在喀布林國會發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們家來收聽廣播。

沒有一個村民會開機、調音，除了我哥哥賈邁勒沙哈。因為丈夫當上了國會議員，我母親滿心自豪。她開啟呼利大宅的大門，讓村民到家中聽他演講，還打算叫賈邁勒沙哈為她開啟收音機。

可是，我哥哥那天剛好不在家。驚慌失措的母親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親的講話馬上要開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裡的長者、婦女、孩子都來了。有些人甚至還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