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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是嘗試另外一種方式：“難道你不覺得你的穆斯林妻子在方便時應該保持她應有的尊嚴嗎？”悲哀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角落裡方便或在屋外大庭廣眾之下方便的不雅遠遠不如男人的尊嚴重要，而男人所謂的不體面不過是給妻子建造一個衛生設施，保護她的隱私。看到這類事情終於讓我明白了為什麼巴達赫尚省是世界上嬰兒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最高的地區。

達爾瓦茲是最貧窮的地區之一。那裡的婦女告訴我說，凌晨4點鐘她們就得冒著大雪出去喂家畜。有時候，積雪有一米多深，沒有人給她們幫忙。回家後，她們還要在明火上烤麵包，給全家人做飯。這樣的生活遠遠不止是枯燥乏味的家務活，這分明就是繁重的體力活。男人也很辛苦，早上6點就下地，不到天黑不回家，為的就是在夏天多種點糧食，好維持家人和家畜冬天裡的口糧。這些活生生的例子讓我想到邊緣人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看到他們遭遇的痛苦，我猛然醒悟：自己是誰，從哪裡來，我的職業該如何定位。

我們還去過一個叫喀喇噴赤的地方，是一個伊斯瑪儀派信徒社群。我們被邀請到當地領袖的家中吃飯過夜。我與他素不相識，但他卻和我一見如故，讓我有點尷尬。等他道出過分熱情的原因之後，我的同事們都笑了。原來他認識我父親。後來，我們坐下來暢聊。他講起了我父親的故事，稱他工作努力，富有奉獻精神，竭盡所能幫助窮人。他微笑著跟我說：“庫菲小姐，見到您有如見到了您父親。”這是第一次有人將我跟父親相提並論，我自豪得紅了臉。坐在那裡，我被老人、醫生，以及其他想來和我說話的村民團團圍住。我彷彿乘著時光隧道，回到了過去——那時，母親掌管著整個廚房，僕人和哥哥們站成一排，將熱騰騰的米飯和菜餚傳遞到父親會見客人的那個神秘的房間裡。童年的我是多麼渴望能到那個房間裡瞧一瞧啊，想看看裡面的情況，聽聽大家的討論。

那一刻，我意識到神秘的面紗終於揭開了，父親的那些神秘會議其實就像我剛才與大家的會面一樣。那些客人應該也就是援助工人、醫生、工程師、當地長老，他們在裡面邊吃邊談。有多少個夜晚，父親就這麼坐著，跟大家吃飯，討論造福人民的發展計劃和工程？母親為這些客人做了多少頓類似的飯菜？那一晚，我幾乎沒怎麼聽進去他們的談話，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為自己終於瞭解了父親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暗自激動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的時候，那人送了我一頭綿羊給舒拉當禮物。瓦罕綿羊身材短小肥胖，肉質鮮嫩，非常有名。與我同行的其他阿富汗人羨慕極了，便揶揄他說：“我們的綿羊呢？為什麼你偏偏只給庫菲小姐一人呢？”男人笑了笑說：“這是給庫菲小姐父親的禮物。有他的女兒和外孫女光臨寒舍，又看到他女兒也像他一樣為人民謀福祉，實屬本人榮幸。”聽到這番話，我真的非常驕傲。

我們又走訪了好幾個區，又碰到了許多認識我父親的鄉親，這使我更加了解我家的政治地位。我只是被僱來當醫療調查隊的翻譯，算不上高階職位，但人們一聽到我的名字就以為是代表父親的，以為庫菲家族回到巴達赫尚省的社群裡搞競選動員了。

村民出來找我親自談話，提出問題讓我幫助解決。我向他們解釋，調查隊不是我組織的，我只不過是個低階的輔助角色罷了。但他們的熱情不減，依舊跟我聊一些與調查毫不相干的話題，什麼工資問題、土地爭端啦，等等。這真的讓我有點膽怯，一下子不知如何應對是好，但也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生的目的，強化了我投身政治的決心和歸屬感。就在彼時彼地，在父親的政治遺產和母親的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下，看著懷裡的嬰兒，我下定決心想要成為一名政治家。我甚至認為“想要”還不恰當，應該是我“必須”成為政治家，我就是為這個角色而生的。

調查總共花了6個星期。莎哈扎德才18個月大，不在的日子裡我無比想念她。哈米德非常樂意照顧她，因為我知道，在他內心，他也明白自己時日不多了。短短的幾個星期能夠和心愛的大女兒親密相處，對他來說彌足珍貴。

調查結束後，我回到孤兒院繼續工作，這進一步促使我投身政治。孤兒院有120名學生，男生女生各60名。每個學生都有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都那麼悽慘。有些孩子父母雙亡，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孤兒。有些孩子的母親還健在，但改嫁之後，繼父不要他們；有些孩子家裡養不活他們，所以才被送到孤兒院。這樣的命運聽了之後真令人心碎，我真希望能夠將每一個孩子都帶回自己家裡。頭三個月，我一個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