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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過來，瞭解他們的背景，將他們的個人資料分門別類錄入資料庫。

儘管孩子們的身世悲慘，孤兒院卻是個歡樂的地方。工作的時候，我帶上兩個女兒，舒拉在頭巾底下很安靜，莎哈扎德跟孩子們玩得很開心。如今，有些孩子與我至今還偶爾有聯絡。好幾個孩子已經上了大學，我還會盡可能去幫助他們。有些孩子到喀布林學習，我就租房子給他們住。沒了父母親，他們無依無靠，我見了就想幫上一把。我錢不多，幫助他們時經濟上也常常捉襟見肘，但我就是想這麼做，就是心甘情願地去幫助他們。

幾個月之後，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聯合國在當地設立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辦事處。我遞交了申請，結果獲得了一份名叫兒童保護幹事的工作。辦事處很小，我擔任第二負責人。給聯合國辦事是我職業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大步。這份工作並不好做，我需要與在戰爭中失去家園或流離失所的兒童和成人打交道。

我的部分工作職責是與青年和民間團體聯絡。其中一個團體名叫巴達赫尚女性志願者協會，我在業餘時間志願為該協會工作，主要是籌集資金，協助安排小額貸款給創辦小企業的女性。我還參與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策劃小組，他們計劃每年3月8日搞慶祝。至今還有很多國家沒有慶祝國際婦女節的習慣，阿富汗當然也還沒有普及，但在巴達赫尚省，這個節日已經被公認為一大盛事。這一天，我們到農村給女性朋友贈送禮物，並組織一場“年度母親”大賽，以期透過這樣的方式增強農村女性的自豪感。

在法扎巴德，我們還舉辦過一場大型活動。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那裡做了第一場公開演講。在演講中，我講述了內戰時期喀布林女性和普通百姓的遭遇。我暢所欲言，慷慨激昂，講到了阿富汗女性的堅強與力量，講到了在內戰中，她們不畏暴行，即使眼看著丈夫兒子殘忍地遇害，自己遭到弓雖。女乾和折磨也沒有失去堅強和驕傲。我把她們稱作“不可阻擋的阿富汗女性”。

塔利班幾乎控制了阿富汗的其他所有地區，但仍然沒有攻佔巴達赫尚省，那裡依然是拉巴尼政府的天下。由於拉巴尼曾經和游擊隊聯合，許多人認為我的演講過分指責了游擊隊。那段時期，人們還不想批評游擊隊——事實上，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如此，是他們將我們從蘇聯人手中拯救出來，所以抨擊他們就被視作不愛國，甚至是叛國。就趕走蘇聯侵略者而言，我當然是崇拜游擊隊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之後的幾年中，他們也對平民百姓犯下了許多野蠻的罪行，包括對我自己的家人。

當我講到這些的時候，有不少政府官員面露慍色，驚訝得沒做聲。但後來，許多普通百姓，包括教師、醫生和社群志願者，紛紛來到我面前，稱讚我的演講相當精彩。我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哈米德身體越來越虛弱。為了保住他，不讓他走上那條必然之路，我幾乎花光了所有的積蓄，企圖用最新的醫療手段來治療他。我的姐姐讓我不要再浪費錢了，叫我接受現實。但他是我深愛的男人，正如他入獄後我不能坐視不管一樣，現在我也不能眼睜睜看著他病死。他是那麼支援我的事業，那麼高興地看到我取得成功，所以我感覺到將他救活是我理應做的分內事。自從舒拉出生後，我們就不再有肉體接觸，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愛回來了。我想，他因為在我生了第二個女兒時那樣對我而感到愧疚，所以就更加拼命地工作，以此來證明他完全支援我。每當我晚上回到家，他總是關切地問這問那，勸我跟他分享工作上的難題和憂愁。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追了我多年後，他終於說服我的兄長們，將我娶回家，可是還沒幾年就病得不行了。有一次，他滿懷悲傷，握著我的手說，他的人生就像是在吃一道菜，這道菜他夢想了好多年，每天都想吃，卻只能在想象中聞一聞，嘗一嘗。而當這道菜終於端到他面前時，卻發現沒辦法吃，沒有調羹，沒有刀叉。他所能做的，只是眼睜睜地看著。

我的工作內容包括去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開會。先乘飛機到阿富汗南部的賈拉拉巴德，接著穿過多爾汗邊境，也就是上次哈米德、我，還有哥哥他們坐車經過的邊境地帶。那一次，在拉合爾雖然只有短暫的一個星期，但我們過得相當幸福。回去之後，哈米德第三次被捕，也是最後一次。我喜歡去巴基斯坦，因為可以給哈米德買好多藥。但是，賈拉拉巴德受塔利班控制，是個恐怖之地。我討厭一下飛機就見到塔利班，也討厭當我給他們看聯合國工作人員證件時對我的那種大喊大叫的方式。經過他們身旁，走向等候在那裡的聯合國車子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