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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德處變不驚，淡定地命令我回到臥室去。我穿的是睡袍，不方便向那些陌生人請求，即使在凌晨五點鐘這樣的時候站在自己家的門階上也不行。我搞不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抓走哈米德，他並沒受到任何指控。來的幾個人只是說需要他走一趟，他就只好跟著走了。聽到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我隨後就倒在枕頭上啜泣，一邊捂著鼓鼓的肚子，一邊在想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認識一個從巴達赫尚省來的人，他正給塔利班效命。在一本舊筆記本里我找到了這人的地址。他是普勒恰爾希監獄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座建於20世紀70年代的監獄，在蘇聯入侵時期，曾因折磨囚犯手段之殘忍而臭名昭著。我不知道哈米德被那些人帶到哪裡去了，只知道能夠幫我們的人越來越少。你只能叫別人幫你一次忙，多了，對他們自己也危險，所以再去找以前幫忙過的任何一個人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與這個巴達赫尚人不怎麼熟，可我希望他能看在老鄉的分上，看在我父親的面子上，接受我的請求。第二天一大早，醒來之後，我立馬穿上蒙面長袍，冒著寒冷的晨風，去找他了。

普勒恰爾希監獄在喀布林郊外10公里遠的地方，我是走著去的。一路上，城市的景象漸漸隱去，接著是一座座的村莊，再後來連村莊都沒了，只有幾間稀稀落落的泥土房，走到最後，公路也變成了灰塵滿天飛的小道。女人真不該單獨來這種地方，尤其是在當前這樣的環境下。小道不知通向哪裡，走著走著，監獄突然從地表冒了出來。衛兵的刺刀和高牆上密佈的鐵絲網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粗糙的泥漿牆面透露著中世紀的建築風格，上面的瞭望塔陰森恐怖。這是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被稱為阿富汗的阿爾卡特拉茲①，想逃跑是萬萬不可能的。我走進門衛室，向他們解釋了情況，請求跟巴達赫尚來的那個工作人員見一面。一個警衛進去問了。回來後只說了一個詞的答案：“不行。”“巴達赫尚省怎麼會有你這樣的人？”我讓門衛將這話轉達給他聽。難道他就不能發發慈悲讓一個妻子去問問她失蹤的丈夫的去向嗎？我希望這樣的激將法能夠刺激那個老鄉採取某些行動。我是個新婚的穆斯林妻子，從傳統文化上講，不應該獨守空房，無人照料。門衛聽了似乎覺得羞愧，答應向上司傳達我的資訊，但那個所謂的老鄉還是拒不見我。我能猜出幾種原因，一定是我當著他手下的面指責他，讓他感受到了羞辱。我被告知幾天後再過來。

我只好走回家，又飢又渴，肚子裡的胎兒還在亂踢。對於丈夫的下落我一時沒有任何頭緒。

中午時分，我萬分沮喪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長的親戚剛剛去世，我和小姑子按理應當去參加葬禮以表示慰問。我實在不願意去，但是，家庭的責任和名譽容不得我不去。那天的葬禮情況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腦子裡全是對哈米德的擔心，根本容不下其他。正當我心事重重地在一塊地毯上坐下來時，一位長者走了過來。原來，雖然哈米德被捕才幾天的時間，但訊息已經傳開了。老人烏黑的眼睛裡流露著同情，他一說話，灰色的長鬚也動了起來，他悄悄地對我說知道哈米德在哪裡。據他的一名親戚稱，老人沒說親戚是誰，也沒提他怎麼知道這個訊息的，我丈夫被關押在情報三處，這是所有情報機構中最為危險的一個。這個部門的工作就是找出政治上的異己，然後將其清除。我開始為哈米德的處境擔憂，不過至少知道他在哪兒了。

每天我都到情報處辦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熱諷的門衛擋了回來，就這樣持續了一個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終於獲允入內探望丈夫。他身子本來就瘦弱，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彎了。整天遭到獄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來。發黑的面容在蒼白膚色的襯托下越發明顯：眼窩凹陷，顴骨凸出。

我們在一張粗糙的木桌邊坐了下來，低聲聊了一會兒。我多麼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監獄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間也不行。他跟我說，塔利班讓他整夜站在雪地裡，白天不停地拷問他，鞭打他。他們問：“你為什麼去看拉巴尼？你們那次會面的目的是什麼？你跟拉巴尼什麼關係？”保衛拉巴尼總統的是來自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的特工，長期以來就有人懷疑許多特工與塔利班沆瀣一氣，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顯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見過的人，包括哈米德，當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離開監獄的時候，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