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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的塔利布過來問我：“如果我們釋放你丈夫，你願意出多少錢？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顯，他們已經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們會整日整夜地拷問他，而他卻什麼都不會說，因為他根本什麼都不知道，但對他的羈押給他們製造了創收的機會。如果有錢我真的想給他們，但我實在沒有。我們沒那麼富有，至少在金錢方面我們實實在在是貧窮的。即使能夠透過我哥哥從巴基斯坦匯錢過來也不大現實，塔利班已經破壞了銀行系統，匯款或者借出大筆現金已經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贖人費，這也是令我愧疚一輩子的痛。

遭受那麼多的虐待之後，哈米德病得更加厲害了。他被餓得半死，凍得要命，冷氣進入肺部，越來越嚴重，加上日漸衰退的免疫力，與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觸，沒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結核。

我擬了一封信，準備遞給情報處的執行委員會，懇求他們釋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寫道，哈米德是無辜的，他現在身患傳染疾病，對其他囚犯的健康構成很大威脅。我親自將信送至一名獄卒的辦公室。他不是個塔利布，而是個戴眼鏡的普通工作人員，好像對新上司的許多做法困惑不解。從他的年齡判斷，我猜測應該先後效勞過三代主子——蘇聯人、游擊隊員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從我手中接過信件，我馬上講起哈米德的故事，講到他的疾病和我們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儘快將信交給委員會。我站在隔板的另一側，身上穿了蒙面長袍，看著他透過厚厚的鏡片讀著那封信。讀完了，他問：“妹子，這封信誰給你寫的？”“我自己，”我回答說，“我曾經是名醫學系畢業生。我只想將生病的丈夫從監獄裡救出來。”“你丈夫真幸運，有個這麼愛他的妻子，還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們將我關了起來怎麼辦？誰來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識丁，誰來給我寫陳情信呢？”說完，他發出一聲長長的奇怪的嘆息，然後把信壓到一堆信件底下。毫無疑問，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們的親人寫的。“請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證，但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將信交給執行委員會的。”我的淚水奪眶而出，離開了他的辦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鏡的獄卒轉交這封信的可能性相當渺茫。

我冒著雪走回家。爬樓梯的時候，我感覺到，沒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腳一邁進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徹馬上跑過來，問我有沒有哈米德獲釋的訊息。我沒能給她一個答案，只管朝臥室走去，往床上躺下來，強忍住淚水。打了好幾個瞌睡之後，我睡著了。過了幾個小時，我被毛拉喊“一福塔”（開齋後的晚餐）的聲音吵醒。　我飢腸轆轆，便起床到另一個房間去，以為赫蒂徹和孩子們已經在那裡吃了，卻發現她跟我一樣沒精神，睡過頭了。沒一個人做飯，我心裡一陣愧疚。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裡的大小事務就該由我來操持。再說，畢竟是因為我家人的緣故才導致他入獄。於是，我出去買了些大米，肉，拿回來準備煮著吃。赫蒂徹來到廚房，說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應該好好休息才是。她從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蔥。我陪著她，默默地準備飯菜。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喀布林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懼和百無聊賴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著淚水，轉身對赫蒂徹說：“對不起，親愛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給你家添麻煩。真希望哈米德沒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會這麼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蔥刺激而流出的淚水，然後抓住我的手說：“好啦，法齊婭，他是個堅強的男子漢，監獄生活只會讓他的性格越來越堅強。你不要難過，應該為他感到驕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這是我們第一次談到哈米德入獄的原因，我驚訝地發現，面對當時的環境赫蒂徹竟然能如此平靜，絲毫不慌亂。她本來完全可以對我和我家人懷恨在心，可是她沒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個女人，那麼堅強、聰明、理智。我被她的話語深深地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於是繼續攪拌著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達我對她的感激之情。

她抱了抱我，然後勸我到餐廳找顆棗子或者水果開齋，說我應該把嬰兒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來到了餐廳，獨自一個人坐了下來，童年的記憶剎那間浮現在了腦海。長期沒去回憶，那童年的一幕幕此刻在我憂鬱的情緒中漸漸清晰。我想到了父親還健在時在呼利大宅開齋的日子，那幾天，我們會拿一塊桌布大小的傳統小方布鋪到房間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方布是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