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頁)

間捐官、派為監生等）均由知縣收集，所以除了鹽稅、番舶抽分、竹木抽分之外所有稅收，多於全國85％，都由縣級徵完。 明清政府採取〃結構一體〃（monolithic）的方式，知縣既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來的專員，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極少的例外，一般縣境之內就沒有代表上級的分局和分處。知縣雖為文官，守土有責，在有事故時應當與縣城共存亡。他既為行政官，也是司法官。重要的訴訟尤其是刑事，他必須親自聽審。 一般情形之下他有一個縣丞，也就是副縣長，一個主簿，我們也可視之為秘書長，還有一個典史主牢獄，一個縣儒學教諭和現代的黨代表與政治指導員接近。只有這些人在文官系統裡有地位。其餘的官，大縣可能有半打左右，小縣減半，稱為〃未入流〃，有同軍中的准尉，不能與一般官僚同樣地提調升遷。再下層則是吏，亦即是書算手，雖為地方性職業性的低階幹部，待遇菲薄，有些尚且無薪，只靠非正常的收入生活。大縣可能多至二三十人，小縣可能10餘人。只有這批人手，又缺乏銀行與匯兌處，如何能夠處理幾萬納稅的稅戶，一般的縣份都為數幾萬，大的縣多至10萬以上。況且當日的風氣又重儀禮、重文字，各官員在繁文縟節之餘，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如何能注意到鄉村裡的納稅人？ 其答案則是使用威權。上海縣在1584年即將全縣劃為56個區，一區就指派一個〃總催〃，下轄十餘個村莊。這總催每隔十日必須到縣衙門報到一次，將他經管的錢糧和書算手對數。如果有不如額的地方這總催就要捱打，打罷，他的責任沒有卸下，他還是要催。我們也可以想像這些人只要可能時，在鄉村裡作威作福的態度了，上海的土地稅，一部分屬於漕糧，而且屬於〃白糧〃，亦即齎送到北京供宮廷裡食用或國家祭祀之用。於是在這些派糧的區裡，又各派一個〃收兌〃。他的任務要責成糧戶，將白米運送到指定的河濱，和運軍交納完畢才能算數。白糧一到船上，就成了運軍的責任。我們從很多檔案上看到，糧船遇到風暴漂沒，運軍有負責賠償的記載。有時追究責任及於總旗、小旗，亦即下至連長、排長，有些檔案還提及運糧的軍官負不起責任賣男鬻女，甚至削髮為僧。 這種體制威權總是由上至下，所有各階層都要規避責任，所以最怕變態，因為一改則全部都要改。我們也看到有些檔案上提到土地變形，以前記載在文書上的土地被水衝去，可是應繳納的錢糧無從登出，即使以前應納糧的人不在，鄰居鄉里也要集體負責。 1580年張居正以萬曆皇帝的教師的地位秉政，用年輕的皇帝的名義實施全國丈量，把所有的土地重新清算一次，準備與民更始。可是張自己在1582年死去，於是文官集團裡發生一次〃翻案〃的運動，以前稱張居正為能臣的人都被排斥，以前和他作對的都算好人。凡是丈量清出土地的人都被稱〃掊克〃，亦即是�以少報�多欺負老百姓邀功。群情如是，萬曆皇帝也只好發下詔書，將這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主持丈量的成果推翻，以後到清朝康熙皇帝想實施全國丈量也沒有成功。明朝土地之底賬一直用到民國時代，有中外書刊證明。這樣也可以窺見中國改制的困難了。&nbsp&nbsp。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一）　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5）

第四點，我們將這體制與外界比較的話，不要只抓著一人一時一事指摘，而注意其整個系統之全貌。 上面已經講過，一個社會真正的轉折點在法律（這法律也要在社會上行得通才能算數，民國初年政府頒佈的法律與社會脫節仍是具文）。根據西方改革的經驗，最產生效用的首先是遺產法與破產法。我如果投資與人經商，我要知道合夥人去世之後他的資產如何處理。如果我先去世，我也要知道我的錢財如何留給後人。並且投資即有風險，我也急於知道自己冒險之程度，和對方遇到損失時準備認賬的程度。在農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只有短線的來往，以上各節也視私人關係和私人節操而定。在新型的商業社會，人與人之關係成為多元。我買了王安公司的股票，不能因王安先生去世，這股票就作廢，就算公司虧本，股東也仍有權利義務之保障，因之凡事都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再進一步，一個人開的公司大了，務必委派旁人管理，因之所有權與經理權分離。如果經理監守自盜，以前在農業社會里系屬私事，在商業社會里關係很多人的利害，也要秉公處理。更擴而充之，如果做廣告宣傳以矇蔽欺騙，醫藥診斷之不當貽害病人，這些做廣告的人、開藥方的人、經營藥坊的人如何負責，都要由司法機關判斷。我這裡所講的情形都屬於信用。而信用之展開，必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