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士，張揚著〃招募新兵〃的旗幟，臨街招兵，而立時就有人應募。北伐期間中國軍隊由140萬膨脹到230萬，只是增加容易，裁減困難。士兵和下級軍官既已在軍隊裡拼過一場兩場命，就指望在冒險之中開啟出路。中原之戰可以說是由下層不願被裁，向上級所構成的壓力激成，一方面也可以說是100多萬人互相競爭，顯示個人應當被留，而不當被裁的表現。我初在美國上大學時，聽到一位教授講中國人命不值錢（In　China；life　is　cheap。），心中就覺得非常氣憤，想著誰賣命給他？後來聽到朋友說四川軍閥部隊在衝鋒前挑選敢死�隊，確�曾把銀幣成堆地擺著做犒賞，功成之後立即領錢。這已經是要人賣命了。不料後來讀到一段史料，提到蔣介石在廣東打陳炯明也曾採用同樣的辦法，惠州城之攻克，即曾採用此辦法。這不是我們講歷史的人毫無記掛，可以信口提出心安理得的，只是今日業已事過境遷，我們回憶到六七十年前的國步艱難，才能對眼前的問題另有看法。回頭再說1920年間及1930年間的內戰，旁的條件不說，要不是當日農民絕對的窮困，生活艱難，這樣大規模的廝殺，不可能由少數的人隨意指使，經常發生。 中國人至今還有20％不識字，民國初年不識字的可能在90％以上。各位記著我昨天講到明朝財政稅收的情形，也可以想像，識字除了讀書、進學、中舉、做官，或在衙門裡當書算手之外，很少有用途。農民除了用人力開啟出路之外，別無他法，孩子十歲左右就要幫著成人做莊稼之事，誰有閒情逸致送他們上學校讀書？我在軍官學校畢業之後，在1941年分發到部隊裡當排長，我手下36個士兵，就只有四五個能識字。我在部隊裡第一天就犯了一樁大錯。我把口袋裡一本小冊子，亦即是這36個士兵的名冊，要我的上士班長照名冊點名，他一時面紅耳赤，我還沒有了解到問題之所在，直到他喃喃地說出〃不識字〃，才知道我的工作環境。從那第一天起，那個上士班長就把我當作對頭，他以為我有意在士兵面前羞辱他。 迄至在軍官學校裡我們的想法，總以為軍隊裡有紀律，下級總是俯首帖耳聽上級命令。這只是一面的看法。另一面則觸及群眾心理與社會習慣，則上級無不遷就於下方。我當下級軍官最大的困難，即是彼我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這時候抗戰已近四年，士兵已經確實知道我們在〃打仗〃，眼前有一個強敵日本。可是此外個人的權利與義務、責任問題、如何分工合作、紀律之重要種種抽象的觀念，全部說不清也講不通。那我們部隊裡靠什麼維持？其答案乃是群眾心理、傳統意識形態、仗義氣、講面子、士為知己者死、原始英雄崇拜。要是排長能壓制住班長，其他士兵就景服於排長，要是班長盛氣凌人，反而欺負排長，則軍隊裡的重心已不同於表面上的編制。各位再要回想：1930年的中央軍是一支新突起的軍隊，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和張學良手下的東北軍都已經有了10多年、20年的背景，他們的組織系統上下之間都老早有了這種傳統力量維持。新國家與新社會尚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屬於未來。個人的人身關係，一同拼過命的戰友，對部下與遺孤的責任反而實際，不可抹殺。這些條件都屬於社會學（sociolog）或社會心理學（socio�psycholog）的範圍，可是今昔的學者很少注意。中原之戰前馮玉祥向他計程車兵訓話，就提到南方人在欺負北方人，可見得各人對於當日內戰的看法各有不同。&nbsp&nbsp　。。

（二）　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2）

昨天我同各位講到明朝的財政與稅收，從這些背景上即可以看出，明朝與清朝不是我們今日所公認的一個國家。實際上這是一個無數農村拼成的大集團，皇帝的力量不來自軍備，也不來自經濟，而是因著意識形態的支援，他是一切威權的來源。表面上他的威權無限，而實際他能掌握的縱深極淺。民國成立之後，新政府無從承繼到舊體制的威權，卻先已受到舊體制裡財政稅收的限度所拘束。各位要明瞭：稅收的沿革是這樣的，並不是14世紀的賦稅抽得輕，20世紀就可以加重。當初稅輕，農業的收入早已支援大量的人口，也使遠親近鄰層層剝削為可能，這種情形經過好幾世紀，不能再由政府突然改變，說是過去稅輕是一種錯誤，現在我們要實行加稅。各位也記著：民國成立以來，國庫囊空如洗，新型的收入像關稅和鹽稅（鹽稅經過外人的解組，業已現代化）也都被外強把持，作為戰敗賠款與借款的擔保，財政沒有出路的情形，也是政局不能穩定的一大主因。 在很多國家田賦是收入之大宗，在英國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