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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組織得上頭緒，而且法律上還沒有徹底支援個人私人財產權利這一觀念，一般人也還認為〃集體責任〃是好辦法，不僅銀行業和保險業還沒有開頭，連最基本的交通通訊條件尚不具備。在這情形下如何能談得上資本主義，尤其我們以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的話？ 我們無意在這種主義與那種主義上咬文嚼字。可是以上的誤解矇蔽事實。明清時代有少數的人在特殊環境裡成為鉅富。長江下游所產棉布稱為〃南京貨〃（nankeen）尚在工業革命之前輸入歐美，保持夕陽前的質量優勢，但是這些條件不是具備中國現代化的條件。財富缺乏法制上的保障，又無品位相同的公司做生意，將批發與零售結構為一體，勢難持久。在這背景上我們尚可看到剩餘的資本無法適當地投資，只能將金銀製成器皿，或者埋藏於地下，再不然即開當鋪，而也不是用於生產。16世紀中國有當鋪2萬家，即19世紀仍有7000家，即是信用不發達的證明。 於是經濟無力多元化，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也一直維持到本世紀，80％的人口，也還是以此為生。農地分割破碎，技術落後，農民借債只及於遠親近鄰，他們唯一出頭的辦法即是進學中舉，要不然就是增加戶內的人力，於是引起人口數目直線式的上升。總而言之，中國近世紀的種種困難，在明清之際都已存在。只因尚未開墾的土地仍在，這經濟體系仍能在數量上擴充，而且因科舉考試及其他原因而產生的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使這種體制仍能繼續。 第五點，雖然有了以上的指摘，我們不能以為我們一生的不幸，應由這種財政體制負責。 中國人重褒貶，寫歷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為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歷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於是最近幾十年尤其在大陸，產生一種罵歷史、罵祖先甚至罵地理的讀物。我知道這種弱點很難避免，即我自己亦然。可是這樣情緒激動之後，把當初尋覓因果關係的初衷整個忘記。凡是一件事情的發生，必有它的前因後果。我們只能說歷史為何如是之展開，無法堅持歷史應該如是展開才合情理。尤其今日我們提倡放寬歷史的視界，我們務必採取中國法家所說〃天地不為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紂而亡〃的客觀態度。歸結起來，我說明研究中國近代史從財政稅收可以開啟出路，但是這是起點，不是終點。我不能因為自己寫了一本財政稅收的書，因此也鼓勵大家都寫書講述明代的財政稅收，那樣就辜負了自己寫書的目的，也就辜負了東海大學要我來和各位討論的目的了。&nbsp&nbsp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二）　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1）

中國近代史裡面有很多事蹟，我們以為已成定論，歷史書裡早已記載詳細，沒有要講的了，而其實不然。舉一個例，1930年的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大戰於河南、山東及江蘇北部，雙方動員140萬人，戰事從5月延至雙十節，戰事最激烈的時候馮玉祥部隊因為過去有蘇聯接濟，每日發炮彈2萬餘發，抗戰的時候我們沒有這樣的火力。戰事結束時，蔣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承認中央軍死3萬、傷6萬，對方傷亡15萬，而且在隴海鐵道沿線之破壞不可勝計。這距中國全面對日抗戰只有7年。我們讀到這段歷史，不免掩卷嘆息，要是花在這種內戰裡的犧牲用以抵禦外侮，豈不是對國家對個人都比較上算？ 這次發動戰事的原因，由於提議裁軍而起。民國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北伐成功，東北易幟，南京政府提議裁兵，馮玉祥首先反對，閻錫山也通電蔣介石，他願意與蔣一同下野，也就是表示不聽蔣所主持的中央遣派。單從道德的立場著眼，我們可以跟著一般人對馮、閻責罵，或者甚至把蔣介石罵在一起，總之就是軍閥逞兇，意氣用事，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沒有什麼好講的。 可是這次事情既已發生，則必有它的前因後果。三個、五個人沒有見識，自私自利，還可以說得通。但是動員的區域牽涉十餘省，死傷人數超過20萬，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釋的了。難道這140萬人裡面所有的軍官都是利令智昏，或者他們全部被矇蔽？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當日農村人口過剩，驟看起來這說法不近情理。今日大陸的人口超過10億，1930年最多也不過5億。為什麼今日農村還能維持這麼多的人口，60多年之前就維持一半還感困難？其原因則是耕地零碎，土地沒有經濟地使用。同時農民放債收租及於遠親近鄰，收成不好的時候負債的農民被排擠，只好離開家鄉找出路，所以到處都有剩餘的遊民，他們在城市間尋找工作不得，只有當兵，否則落草為匪。我小時候在湖南長沙就親眼看到各部隊的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