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疃∷�梢言兜陀誄蹌�3200斤之數。這樣的安排，無非是將他們所制私鹽公賣，政府也仍從中取利。到了這種程度，政府本來可以乾脆地承認自己無力專利於製造，以後只在食鹽上抽貨物稅（excis）。可是這樣違反了整個官僚機構的行政邏輯，同時食鹽專賣既牽涉邊防軍與戶部，也影響他們的賬目與預算，所以寧可拖欠，沒有人能負下改制的責任。 我們這裡提到的商品只有一種，即是食鹽。可是因為經理管制的原因，起先分為三四種，後來分為8、9、10種。再舉一例，16世紀後期，有些地方得不到鹽，於是要加速食鹽的運銷，以前食鹽堆積於各產鹽區的批驗所，要成批放行的辦法仍是不改。可是另外抽出一批鹽，只在船上抽驗放行，稱〃河鹽〃，以與囤集在碼頭上的〃堆鹽〃區別。用不著說，河鹽有利，給堆鹽很大的競爭壓力。一種商品既為日需品，又分作兩類以上，必有優劣之分。其競爭的結果，並不是優勢部分將價格降低，而是一齊將價格增高。凡是運輸糧草到邊區的成本、候鹽期間的利息、賄賂官僚的費用等等，都要加在零售的價格之上，即使私鹽，它也不可能將官鹽的價格降低，而是隨著一齊上升。到情況最不好的時候，食鹽成為奢侈品，一般人民淡食。 本來食鹽專利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利藪，也為其他國家如法國採用。只是因為明朝全部以官僚主義的精神把持，害多利少。有時弄得產鹽之處食鹽堆積，原來已付費的商人籌不出額外需索的費用，各處待配鹽的地方又缺貨，資金凍結，食鹽損耗，只有最少數的投機商人和不肖官僚發了一批橫財，政府與正當商人一齊與老百姓受罪。此種情形終明季未止。 還有一個例子，更表示明代政府其本身之目的在管教，而不在服務。 官僚管制大批民眾的辦法，乃是〃集體責任〃（group responsibilit）。如果子弟犯法，找到家長負責；村民不受約束，由里長、甲長負責；納稅人欠稅，由〃總催〃負責；好在大家都在農村裡，一般情形之下無法遠走高飛，即使商人也可以責成他們互相保證。唯獨對於開礦的礦工，缺乏適當的辦法對付。他們一般從各處招募而來，即無從打聽個人底細。當日開礦又是投機生意，本來礦主的資本就不夠，一到開採不利，又無遣散員工各還本籍的辦法。礦工人數又多，失業之後缺乏救濟，一般落草為匪。他們開礦之後學得打鐵，也有了製造簡單兵器的本領。16世紀有好幾次的匪患，由開礦而發生。1559年嘉靖帝需要修建宮殿，讓全國人民開礦得銀民六官四，可是引起浙江、江西間大規模的匪患。1566年〃礦匪〃攻下了南直隸的婺源縣。事平之後，政府在1568年將三省交界處的礦區劃為禁區。所有礦洞一律封閉，重要的道路上勒石，不許閒人進入，原來在礦區的民間也一律強迫遷出，因此受損失的田賦，則由附近各縣附加抵補。官方尚印行一種書籍，稱為《三省礦防圖說》，裡面講到各條道路及應防備的地方。一部地理上的書籍不提倡開礦而反對開礦，看來也算獨樹一幟，只代表中國官僚主義之特色。 這樣看來，明朝政府的收入，得自工商業的方面極少，也不足為奇了。我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時，估計土地稅並附加約為銀2500萬兩，鹽稅約為200萬兩，其實鹽稅裡尚有一部得出〃蕩價〃。〃蕩〃原來是水浸低溼之地，當中產蘆草，可作煎鹽的燃料，後來被有些灶戶開墾為田。政府也向他們徵一部分的稅，而不併在一般土地稅內計算，而抵補食鹽專賣的短缺。這兩項就已注入全國收入之絕大部分，近乎90％了。其他所有的收入，共計30種專案，總共所入即從寬估計，也不可能超過400萬兩，只有378萬左右。而且當中最大的專案，尚是我們所謂行政收入。例如捐官（即〃開納事例〃），每年可到40萬，而全國開礦的礦銀，即在最豐裕的一年，也不過15萬。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一） 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7）
所以我一看到時人寫歷史，談到明代嘉靖、萬曆年間，膏腴萬頃，土地集中，各王子也建莊園，是謂封建時代。後來松江華亭上海紡織業發達，又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就希望這些人能夠花一天半天的時間，稍為瀏覽明朝的財政史。再說一遍：資本主義要金融經濟、商品經濟趨於成熟，信用廣泛地展開，支援現代經濟的技術因素如信用狀（letter of credi）、匯票（bill of exchang）、提貨單（bill of ladin）、複式簿記都已通行，而且保障這些因素的法制都已在位，才夠談得上。明朝與清朝，不僅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