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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通向大寺院修道院的公路。 溫暖的夜晚，周圍是溼潤的樹葉和樹皮的氣味。寂靜和荒無人煙使我感到大吃一驚。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死了。穿著毛皮大衣很熱，所以我脫了它。上到山上，順著馬利亞花園走著。草地上是厚厚一層沒有打掃的樹葉。沿著人行道——是稍微枯萎的菊花。不知是誰在圍城裡種的。這是利普基，當年基輔的貴族區。看不到任何破壞。 我沿著“阿森納爾”工廠的圍牆走著。1938年，我從這裡去了太平洋艦隊。右手是忠於彼得大帝的伊斯克拉和科丘貝紀念碑的底座。革命之後，紀念碑被拆毀並拿去回爐，在其底座上豎起了“馬可沁”機槍以紀念阿森納爾工廠工人的起義。德國人沒有動這機槍。這是如此熟悉的地方！我從這兒走過多少次去“阿森納爾”上班！這不是紅軍之家嗎，從前的軍官俱樂部，再往前，一幢別緻的、全白色、像塊砂糖一樣的房子，那是糖廠主人扎伊採夫的別墅。三十年代，那裡住著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波斯特舍夫，一個老布林什維克，戰爭開始之前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被槍斃。 在列瓦紹夫街的拐角處（改名為卡爾·利普內赫特街），是從前的波蘭總領事館的大樓。我此後還得回憶起它，回答莫洛托夫與貝利亞向斯大林的報告有關的問題。我向左拐，走向學院路方向。在那兒，在十字路口，就是我的家。等著我的是什麼？在透明的月光下，我如此熟悉的街道顯得陌生，甚至敵意。幾天之前，在這個人行道上走著納粹分子。現在他們已經無蹤無影了。 城裡沒有電，但我卻希望在位於一層的我家的房子裡，某個窗戶裡閃爍著燭光。然而，玻璃後面是地獄般的黑暗。我在門口停下來。門敞開著。旁邊的牆上粗大地寫著一行“已檢查——無地雷！”用顫動的手指敲了敲窗戶玻璃——我們家的老暗號：三下，三下，兩下。沒有回應。走近第二個窗戶——那裡是父母的臥室。再次敲了敲玻璃。還是沒有回應。進到樓裡。短短的走廊，兩級臺階往上，便是人造革包著的門。機械地按著門鈴。沒有鈴聲——沒有電。我敲著門——但人造革下面是厚厚一層棉絮。敲門框，先是輕輕的，再用力敲。沒有回應。一拉把手——門便開了。我喊著母親，父親。無人回應。走入門廳——我隨身帶著一把小手電。進入客廳，照著牆壁，地板。光線照亮了肆意破壞的痕跡：被劈下來的鋼琴蓋子仍在牆角，被劈開的沒有畫布的畫框，櫥櫃的玻璃打碎了，到處是糞便——已經風乾了。這意味著，住戶離開房子至少有幾個星期了，並且，德軍士兵，或者在短暫的無政府時期無法無天的盜賊逃跑之前，有過一番肆意縱行。  
故宅瓦礫場（2）
進到睡房——這裡也有過同樣的浩劫。我的房間裡也好不了多少。我精心收藏的書，從書櫃被扒拉到地上。書已經不多——大部分都消失了。 我用笤帚清理出一塊地面，鋪開報紙，上面鋪上我那奢華的毛皮大衣，想睡一覺。我實在是筋疲力盡了。但睡不著。這幾個小時的震撼太強了。有一點是清楚的——父母早已不在這裡了。難道他們遇難了？父親的身體一直不好，心臟有毛病。他可能承受不了納粹佔領時期遭受的新困苦。但媽媽遠非年邁之人，她總是精力充沛。她完全可能保全下來。如果她被趕出家門，那會給我留下資訊的。早晨，天亮之後，開始仔細搜尋，在床和傢俱下摸索，探究窗框和家門框。可能，那裡會劃出點什麼，好讓我猜透這個謎。一無所獲之後，便到城裡去找。找遍了所有留在基輔的熟人。有人看見過父親，有人看見過母親。但這已經是幾個月之前了。也就是說，他們還活著。心裡一陣輕鬆。但他們在哪兒呢？ 漸漸地，我開始有把握了，也就是父母親不在城裡，並且他們根本不在戰線我們這一方。他們是被德國人帶走了，或者是自己決定去西方了，因為他們知道在佔領區呆過之後，蘇聯政權回來之後會有大麻煩？實際上，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無論如何，我腳底下現在有了一枚定時炸彈。我知道我們的習慣做法，因此十分清楚，我早晚會被趕出外交人民委員會，然後被安排在某個不顯眼的機構裡，並且更壞的結果是，被髮配得遠遠地，或者“找一個什麼事”，乾脆被清除，因為我已經“知道得太多了”。這樣的人，斯大林是不會讓他活在世上的。 後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父親和母親為了不讓我履險，改換了姓氏，用了母親孃家的姓。雖然他們生活經驗多多，但在這件事情上卻表現得十分幼稚。他們的周圍有太多的眼線，可以毫不費力地揭穿這點小把戲。而在後來，父母的這種“防備措施”只不過更加挑動了貝利亞。 當我明白父母找不到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