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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接受他為聯共（布）黨員。 “您可以認為自己是蘇聯布林什維克共產黨黨員，”斯大林慷慨地說。“但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目前不宜談這件事。” 於是，這位“督辦”真的把自己看作蘇聯的人，他曾是位紀律性很強的黨員，以絕對服從的方式執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將這個富饒地區的自然資源交給蘇聯使用。這個交易當時屬於高度機密。 斯大林高度評價了總領事阿普列祥在新疆的活動，給了他各種榮譽稱號，讚揚他能夠在這個省的大眾之中培養對蘇聯的好感。稍晚些，米高揚告訴我，當我們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改變，新疆被歸迫還給重慶之後，斯大林在一個小圈子裡說過：“阿普列祥知道得太多了。”這是一個訊號：有功勞的總領事失寵了，他的命運已被決定。但這次，“主人”想避免多餘的動靜。他決定悄悄除掉阿普列祥。此後，事情便按照已經非常熟悉的程式發展。 從烏魯木齊回來例行休假的阿普列祥出發去了阿布哈茲。在那裡，在山道上，出了車禍，於是阿普列祥死了。“領袖”周圍的任何人都不懷疑，車禍是斯大林親自安排的。 在戰爭最初幾年裡，傑卡諾佐夫曾經幾次去烏魯木齊見“督辦”，那裡已經是新任總領事巴庫林，典型的黨務人員。在他的任內，與盛世才的關係開始惡化，所以副人民委員的一次次旅行於事無補。 很快，蔣介石用自己的方式懲處了“督辦”，下令將他砍頭，將新疆徹底收回。 後來，我跟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有過幾次保密談話。這些談話，似乎是偶然進行的，也就是當我每次就一些具體問題找他時，在問題解決之後，他一般會請我呆一會兒，坐一坐，敘敘舊。通常，他會要來茶和小麵包圈，我們面對面坐在椅子裡，然後他開始講述某個與斯大林有關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六十年代，當時米高揚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位子上，他的秘書會預先告訴我，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給我的時間不會超過五分鐘。所以，我儘量在所給的時間之內辦完事，然後馬上準備開溜。所以，當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留我的時候，我會借秘書的話。而他則帶著滑頭的微笑說： “那裡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並且他們可以等嘛。”他似乎以此在強調，非常清楚地瞭解自己職位的禮儀性質。 當我最終走出他的辦公室時，守在接待室的訪客們惡狠狠地看著我。 這裡想講述的那次談話，特別長，並且十分坦率。這是在1972年，米高揚被解除了主席的職務，但保留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當時，我擔任主編的《美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雜誌準備刊登米高揚回憶他三十年代中期出訪美國的一篇文章。我找米高揚討論編輯部提出的幾處細節問題。跟文章有關的問題解決之後，米高揚像往常一樣，請我坐一坐，“敘敘舊”。這次他回憶了李維諾夫和契切林。“李維諾夫，”米高揚開始了自己的敘述，“是個聰明而且精明的外交家，斯大林對他不錯，當然，只是在某些時間之前。可是，莫洛托夫根本就容不下李維諾夫，當斯大林誇獎後者的時候，莫洛托夫妒忌他，並且想方設法於三十年代末除掉了李維諾夫，雖然李維諾夫還能夠給國家和黨做許多工作。莫洛托夫也不喜歡契切林。正是他說服斯大林除掉契切林的。並且斯大林本人對契切林也不滿意。遺憾的是，這個人的知識和經驗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他本來可以作譬如外交部副部長或者部長顧問。可是他卻呆在科利亞茲莫的別墅裡，彈鋼琴，早逝於憂鬱病和無所事事。不過終究是善終。李維諾夫的命運要更加悲慘……” 最後這句話使我警覺。“更加悲慘的命運”是什麼意思？因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病死在自己的別墅裡。這時，米高揚接著說： “實際上，在打算與希特勒簽約時，就已經決定要換掉李維諾夫。他一個猶太人，並且是在國際聯盟，以及在整個國際舞臺上體現我國與希特勒德國鬥爭的這麼一個人，在這個時刻，擔任外交人民委員（部長）的職位顯然已經不合適了。但是他可以繼續作副人民委員。他的經驗還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莫洛托夫卻想方設法使他被徹底解職。莫洛托夫對國際事務一竅不通，因而不願在身邊有一個比他更有經驗，更熟悉的人。結果，1941年秋天之前，李維諾夫被解職。只有當我們的情況非常糟糕，當斯大林拚命撈每根稻草的時候，他決定利用李維諾夫的經驗，派他到華盛頓作大使。李維諾夫在那裡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以說，是他在危難時刻救了我們，爭取到將租借法案擴大到蘇聯，籌借到了十億美元。現在可以輕鬆地說，租借法案沒有什麼意義。但1941年的秋天，我們已經輸光了，因而，如果不是租借法案，如果沒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