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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也沒有感到害怕。每次，遇到“險情”時，我不知為何總是很平靜。第一次發現這一點時，是在我很小的時候，在某個車站上，擁擠的人群把我和父母擠開，我一個人被丟在了月臺上，眼看著貼滿難民的火車車廂晃過眼前，將父母帶向不知何方。後來，當我長大些時，嗓子裡的一塊膿腫使我窒息，我同樣平靜地聽到有人對父母說，“自己保重吧，他活不到天亮的……”天亮之前，膿腫自行衝破，於是我活過來了。 但是，我心頭卻十分沉重。這既是對父母的擔心，也是明白必須儘快向莫洛托夫彙報這件事情。然而，想離開基輔並非易事。沒有定期的航班，於是必須等著搭順路的飛機。我手裡的證件幫了大忙。警備司令給了我一部“威利斯”，把我送到左岸，布羅瓦雷，到了蘇聯英雄拉蓋耶夫將軍指揮的空軍部隊駐地。他有一架運輸機，不定期飛往莫斯科。但是，天氣卻不適于飛行：低雲，大霧，甚至殲擊機都停止了戰鬥出航。 拉蓋耶夫請我到他住的農舍裡。每天，我跟他下棋到深夜，喝著女主人用甜菜作的家釀酒，然後在正房的小鋪上睡覺。 這樣過了一個星期。這種無奈的滯留使我著急。我知道，德黑蘭的“三巨頭”會議馬上就要開始了，所以莫洛托夫可能在我回去之前離開莫斯科。此外，我知道，這件事彙報得越早越好。如果從其他途徑知道了，那結果可能是我在企圖隱瞞真情。而這一點，按照當時的規矩，是最大的罪過。 天氣沒有好轉，但有訊息說，庫爾斯克地區的雲層散開了。我當然不能告訴拉蓋耶夫，為何在我們代表團出發去德黑蘭的特定日期之前回到莫斯科如此重要。但是，他感覺到事情十分緊急。於是自作主張派了一架殲擊機，把我送到庫爾斯克附近的軍用機場。次日，我從這裡飛往莫斯科。 我緊趕慢趕，還是遲了。莫洛托夫已經同斯大林、伏羅希洛夫一起兩天之前乘火車前往巴庫，再從那兒飛往德黑蘭。同時我得知，我的外交護照已經辦妥，並且當天夜裡有一架運輸機從伏努克沃機場飛往亞塞拜然首府，機上為我預留了一個位子。這樣，我跟任何人什麼也沒來得及說，一天之後便抵達了伊朗首都。我打定主意，在完成自己最後一次翻譯任務之後，在德黑蘭會議結束時把所有情況告訴莫洛托夫，以便不影響工作。開會的日子裡，參加全體大會和斯大林與羅斯福之間的雙邊會談，翻譯“三巨頭”的席間談話，作記錄，準備各種檔案，總之非常忙碌，差不多會忘記自己的事。但是，在短暫的休息時間裡，我久久不能入睡，想象著自己的“被逐出樂園”將如何發生。 會議結束之後，我國代表團分乘幾架飛機回到了巴庫。從這兒乘火車往莫斯科。我在莫洛托夫的車廂裡，利用一個合適的時機，向他講了，在基輔未能找到父母。出乎我的意料，莫洛托夫平靜地接受了我的報告。 “您及時報告給我，這樣做很對，”他稍事停頓了一下說，“這種事不能拖。他們在什麼情況下離開了基輔？”“我不清楚。也許是被德國人趕走了？因為許多人都是這樣的。”“這一點也不能排除。我想，他們是會找到的。那麼您繼續工作，並且再不要跟任何人講什麼。告訴了我，這就足夠了……” 於是，我繼續工作。我照常被叫去翻譯斯大林的談話。1944年春天，我被列入參加在杜巴頓·伊科斯制定聯合國憲章草案的蘇聯代表團，這樣，我在華盛頓工作了幾個月。我以為沒事了。 但是，這不過是我的想當然而已。&nbsp&nbsp

貝利亞的報告（1）

貝利亞是個特殊的“收藏家”——在其臥室的筆記本里，記錄著500多個供其發洩淫慾的女性名單。 他一直在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了”。 莫洛托夫請斯大林在我的工作調動檔案上簽字，而他的前四位助理，有三位被槍斃，第四位從盧比楊卡監獄的電梯井跳了下去…… 當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除了在各自機構的辦公室之外，在克里姆林宮都有公用住房。這些房子位於人民委員蘇維埃（即蘇聯政府——譯註）大樓的二層。斯大林、莫洛托夫的辦公室也在這裡，只不過在不同的走廊罷了。距離“主人”最近的是貝利亞。1941年10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員會疏散到了古比雪夫市，當時所有外國的外交代表機構也都搬到那兒。貝利亞卻去了高加索為軍隊安排石油供應。實際上，他可能是想遠離莫斯科，躲過危險時刻。 1941年12月上旬，我和巴甫洛夫被莫洛托夫從古比雪夫召回到莫斯科之後發現，我們的房間已經被佔用了，而貝利亞的辦公室依然空著。莫洛托夫要我們暫時先在這間辦公室安頓下來。 我們請來了克里姆林宮的衛戍司令，他不太樂意地執行了莫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