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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評價其地位與作用。蘇共當時的工作重點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非共產黨的、宗教性的青年組織，中間性的社會團體，包括北歐的一些禁酒組織；而中國方面則根據自己的經驗加之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提出應著重透過青年組織來支援、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二是在工作方式上的分歧。即中國不贊成蘇共及蘇聯共青團在處理國家間關係及多邊活動中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外交的獨特節奏（2）

20　世紀50　年代後期，蘇聯共青團越來越明顯地將世界青運的工作中心放在裁軍、議會鬥爭上，循著這一邏輯軌跡，在對待亞、非、拉地區民族解放問題上，採取了極力控制、盡力不要“惹禍”的態度。中國則強烈地提出，對帝國主義不能軟弱、退讓，對民族解放運動更旗幟鮮明地支援，因為青年是反對殖民主義的主力軍、保衛和平的主力軍。這種爭執，也隨著中、蘇兩黨的爭論逐步擴大化。

1963　年9　月，中蘇兩黨的公開論戰開啟，從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開始，此後每一篇評論都會及時傳送到常駐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中國代表團。中國將蘇聯的國際政策歸納為“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並言辭犀利地予以批判，把武裝鬥爭提到很高很高的地位，吳建民印象中當時最頻繁出現的一句話，就是“武裝鬥爭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吳建民他們因此又多了一項工作，就是向各國常駐聯盟總部的代表們散發這類小冊子，併為維護這一觀點與蘇聯等國家的代表在會上會下角力。

平心而論，持續了十幾年的論戰，中國共產黨也有失當的一面，鄧小平在數十年後總結說：雙方都有值得檢討的地方。可是在當年，吳建民他們是非常認真地看有關的小冊子、聽有關的廣播的。

作為翻譯的吳建民，是最不能對這些言辭掉以輕心的人，他必須琢磨如何把這些論述用法語、英語等外國語言準確地表達出來，因為在會議上、交談中，中國代表時常要援引這些言論，闡述中國的觀點，與持不同觀點的他國代表進行爭辯。在這些場合，中文說錯了，可以在翻譯時矯正，但翻譯後的言語出錯，那就是大問題了。在反反覆覆閱讀和聽廣播的過程中，吳建民曾一次次地被其中的論述鼓動得熱血沸騰，併為尋找最貼切到位的對應詞彙而殫精竭智。

那時，世界民主青年聯盟會議也多，重要會議往往要透過一個大會報告。聯盟內的主要爭端，自然會反映到這樣的報告表述上面。在中共發表的“###”中，法國共產黨領導人多列士和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等，都被點名批評，來自義大利共青團和法國共青團的民主青年聯盟主席、總書記，調子自然和受到中國批評的蘇聯的主張很相近，大會報告的主旋律，往往受到他們調子的影響。每逢出現這樣的情況，中國方面就要透過爭議或其他方式，以使己方的觀念反映到報告中。

吳建民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年，聯盟大會報告初稿把中國特別強調的武裝鬥爭內容拿掉了。中國不能接受這樣一份報告，隨即醞釀對報告進行修改。為了使修改報告能夠透過，必須做有關國家代表的工作，請他們出面要求修改，並提出修改報告稿。

為此，吳建民先將法文的報告初稿翻譯成中文，供代表研究修改，隨後又在晤談中擔任翻譯工作。當新的中文報告草稿擬就，吳建民又連夜翻譯成法文，列印出來後，給印度尼西亞代表馬爾多諾，由他提交給聯盟大會。其實與會者都猜得出來，馬爾多諾的背後是中國人。

1965　年暮春時節，吳建民和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各國代表，到剛果（布拉柴維爾）參加一個反對殖民主義統治的會議。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非洲人民對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世界民主青年聯盟代表很熱情，許多非洲青年登上代表們乘坐的車，用唱歌表達他們的歡迎之情。

當時青年們唱的那些歌曲，充滿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統治，爭取獨立解放的渴望與豪情，比如“昨天我們還受壓迫，今天我們自由了”。因為歌是用法語唱的，吳建民都能聽懂。看著唱歌的人們的激情和喜悅，吳建民也心潮澎湃，感到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潮流勢不可擋。

吳建民和代表一起積極主動地與非洲青年們接觸，與他們談論非洲的形勢，探討非洲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中的問題，並把參加會議的代表請到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大使談論非洲問題，向他們介紹中國武裝鬥爭的經驗。

在紛爭日益激烈的那些年，世界民主青年聯盟成了中國和蘇聯較量的又一前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