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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起為工作而拓展才幹，在工作中學習的意識。吳建民後來能夠成為中國外交界的佼佼者，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在工作中感知不足而不斷求知求新的意識。

鄧小平形容說：他們丟辣椒，我們也得丟辣椒/與會者都猜得出來，馬爾多諾的背後是中國人/越是在這樣的場合，神經繃得越緊，不敢忽略任何一個細節/外交的獨特節奏

外交的獨特節奏（1）

在布達佩斯，除了早晚餐在中國使館吃以外，中午一般都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總部的餐廳用餐。在這裡主廚的是匈牙利人，飯菜自是純正的匈牙利風味。由於匈牙利飲食受到成吉思汗西來時裹帶的東方風韻影響，有些菜餚的烹製和口味與東亞很接近。匈牙利的一位共產黨領袖曾說過：匈牙利民族曾同中國做過長期的鄰居，有70％的人是蒙古血統。兩個勤勞的民族，由一根看不見的紐帶連線著。吳建民的感受也是：“中國人吃匈牙利餐還是比較容易習慣的，我當時吃著覺得蠻好。”布達佩斯的飯菜雖然好吃，可要做好在布達佩斯的工作卻相當的艱辛，因為中國同蘇聯關係趨於惡化，中國人在東歐已經感覺有些冷峻肅殺的氛圍。更何況吳建民長年所習是外國語，而並沒有受過外交專業的訓練。雖說他曾有幸幾度置身外交場合，但從熟悉外國語到適應外交工作，這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跨度。

幾十年之後，吳建民受命出任外交學院院長，回溯起當年情景，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在懵懵懂懂中一步跨入外交領域的，從一個學生到一個合格的外交工作者，要走過怎樣漫長的摸索領悟的里程。因此，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說外交部新來的青年人對外交工作不得其門而入，他體會頗深，上任不久就在學院開設了外交案例的教程，並親自授課。

以吳建民的勤奮，如果在剛踏入外交領域的時候，能有本入門的書讀一讀，有幾則外交案例借鑑，他會入道更快一些。但他們這一代外交工作者，命中註定要和他們的前一輩外交家一樣，要靠自己的觀察、摸索，自己的琢磨、總結，積累經驗，卓然自立於外交舞臺。

有人曾這樣描述過新中國的前三代外交家：第一代是將軍；第二代是省委書記；第三代是翻譯。他們都沒有受過系統的外交專業薰陶，又都趕上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時代，因此他們也只能在外交實踐中認識外交，駕馭外交，像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的那樣：“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

雖說世界民主青年聯盟，是由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共青團主導的世界青年組織。但在吳建民到來之際，聯盟內一團和氣的時光已如逝川，中蘇之間的政治分野已日趨明顯，這裡就快要成為中蘇口舌激烈論爭的風口浪尖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是吳建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而實際上也是將人置於一個速成的環境，在這個環境裡很艱辛、很費神，很疲憊，但也會積蓄起在其他環境中不可能獲取的寶貴財富。

在1960　年的4　月，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當前時代、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觀點，文章雖未直斥赫魯曉夫和蘇共領導人是“修正主義者”，但明眼人很清楚文章的由來和矛頭所指。

到了6　月，蘇共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發動突然襲擊，對中國共產黨大肆攻訐，將分歧公開化。7月，蘇聯政府又單方面決定立即召回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對當時處於經濟困難中的中國無疑是雪上加霜，因而嚴重損害了中蘇兩黨和兩國關係。

11　月，在有81　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的莫斯科會議上，赫魯曉夫在眾人矚目的大會發言中借題發揮，向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新一輪攻擊。

鄧小平在隨後的發言中對赫的言論一一反駁，中蘇分歧被更清晰地展現於世界共產黨和工人組織面前。鄧小平形容當時的情勢時說：他們丟辣椒，我們也得丟辣椒。在爾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中共和蘇共互丟辣椒的場面更經常化了。

在黨的多邊會議上出現的情形很快也就感染到團的多邊會議上，當時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內最主要的爭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作重點選擇上的分歧。具體表現為怎樣對待當時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