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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受到別國侵略時，不應該放棄正當的自衛權利。他不顧社會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反對，立即著手建立一支儘可能有效的武裝力量。

顯然，不管七萬五千人的軍隊如何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衛一個面積相當於一個半英國的島國。但是，在1951年獨立之前和之後，吉田都頂住了要他進一步擴軍的壓力，其原因大部分是經濟方面的。他說：“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那怕建造一艘戰列艦，也會打亂政府的財政。”

杜魯門指定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詳細擬訂日本和盟國之間的和平條約。杜勒斯利用他的地位，試圖對吉田施加影響，要他重新武裝日本。但是，當他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位首相就回答：“別說廢話。”不過，這個問題到了艾森豪威爾任內還是繼續存在。杜勒斯當了國務卿之後，仍然關心這件事。

1953年，在我出訪日本前夕，杜勒斯建議我在東京公開談論一下這個敏感的問題。以試探美國和日本雙方的反應。我在11月19日的日美協會午餐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自從美國把這部憲法的第九條加在日本頭上以來，形勢變得嚴峻和危險起來了。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不受武裝征服的威脅的世界，但這種希望已經被蘇聯的侵略行徑粉碎了。

我說，因此，第九條是好心辦了錯事。“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錯誤地判斷了蘇聯領導人的意圖……我們現在才認識到，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自由國家的裁軍將會導致戰爭；原因之二，是因為我們想要和平，也相信我們已處於和平之中。從1946年起，我們已經加強了軍備，相信日本和其他自由國家也一定會分擔重整軍備方面的責任。”日本新聞界以通欄大標題報道了這個講話。毫不奇怪，他們強調的主要之點，不是放在我呼籲重整軍備上面，而是強調我承認一美國犯了錯誤。

吉田的反應是有禮貌的，但又是不明朗的。他直到1954年退休以前，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常從那時起，日本的國防支出緩慢地增長了。但比較起來，仍不到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美國則佔百分之六。蘇聯的國防開支卻高達百分之十八。雖然自衛隊已經逐漸成熟起來，在規模上也增加了三倍，但它仍舊弱小得近乎荒謬。舉例說，日本穿軍服的人比北朝鮮、我相信，日本為自身的防務付出更多的力量是絕對必要的。不過，我不能因為在這方面和吉田意見不一而對他吹毛求疵。一位優秀的外交政策制定人的標誌之一，是他能以儘可能少的代價，為他的國家獲得儘可能多的好處。根據這一標準來判斷，吉田制定的政策是很出色的。

象他的許多其他政策一樣，從政治上來看，上述政策對他也是危險的。他既要反對大規模地加強軍備，又要支援和鼓勵自衛隊，這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當和平主義在日本蔓延開來時，隨時都會把綏靖政策塞給他。由於把日本的安全置於美國的羽翼之下，他又會同時招致主張重整軍備的右翼分子和反美的左翼分子的憤怒。

公開接受某種形式的泛亞中立主義，這在政治上對吉田會更好辦一些。然而，他知道，對於一個弱小的國家來說，中立是毫無意義的。他提醒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回想一下日本古老的格言：“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吉田是現實主義的，完全知道日本必須防禦來自外敵的侵略。事實上他也很清楚，日本人民缺乏足夠的力量承擔抗擊外敵的所有代價。但他很聰明，知道美國會付出這些代價。

吉田的與美國結成安全聯盟的政策，是日本意見最不一致的一項外交政策。批評者們說，它會把日本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美國的殖民地。在1960年重新修訂這項政策時爆發的騷亂，使艾森豪威爾總統取消了對日本的訪問。它還成為二十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根源。這一條約儘管受到批評，但對日本發展成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還是發揮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他簡單地屈服於他的對手要“美國佬滾回去”的沙文主義的壓力，接受被委婉地稱為“全面的和平”的方案，即一個包括中國、蘇聯和被剝奪了必要的自衛權利的日本在內的協議，那麼麥克阿瑟所說的“東方的瑞士”就可能變成東方的芬蘭，即一個事實上的共產主義衛星國——可能名字不是這樣。

相反，日本能夠一心一意地進行經濟建設，並創造出世界各國所羨慕的生活水準。

1954年吉田下野後，又活了十三年。看到自己的政策結出了果實，他感到極大的滿足。他的對手曾經說過，他會使日本成為“亞洲的孤兒。”相反，他幫助日本成為一位巨人。